邓小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时代领导人个人专制的教训，开始把一些具有民主特性的制度因素引入党内，尤其是领导体制。

邓小平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各级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废除了领导人职务终身制。

到今天，中国有两种制度已经高度制度化，非常值得称道，即任期制和年龄限制。

任期制从本质上说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而年龄限制的制度使得很多年轻干部有机会进入领导岗位。

这些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更新非常迅速，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不过，邓小平只完成了制度改革的一半。

尽管领导人退休制度牢固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制度。

如果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政治退出制度，放手让下一代领导人实行全面的改革，那么就不至于造成日后的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真正接受了政治教训，真正把权力移交给江泽民这一代新领导层。

尤其是在他退休的时候，也同时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国接班人方面的各种制度，包括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的制度，都是在这个之后开始具有实质性的制度化的。

今天的中国，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退而不休。

一些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尽管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没有正式职位，但还是以各种方式来干预现任领导各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人事和政策。

第二，从一线退到二线。

一些领导人的退休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先从政府退到人大，从人大再退到政协。

第三，从一个职位到另外一个职位。

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一些干部犯了错误，但不能退出，因此，就从其犯错误的岗位上调开，换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

第四，从显身到隐身再到显身。

一些领导因为犯错误或者其他的原因，下台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隐身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又显身出来了。

政治制度的关键是政治责任

没有明确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给中国政治造成了无穷的缺陷，影响着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

至少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没有政治退出制度，束缚着年青一代领导人的手脚，妨碍着他们的执政能力。

这尤其反映在一把手的职位上。

一党长期执政的优势在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至于像多党制国家那样，新上来的执政党可以终止前任政府的政策。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会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要求新任领导进行政策创新。

但中国政策创新和政策执行的能力正在急剧衰退。

因为限任制，一把手一般可以两任。

但在其第一任期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前任安排好，新领导层没有多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