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除此以外，工作上一有风吹草动，她还是紧张。

她要将印象航空制作的航班计划，通报给撤侨前线指挥部，指挥部根据信息，组织分散在各地的人员集结机场。

计划不断在变，她要不断跟踪进度，打电话，记录每个变化。

航班进度怎么样？

安排谁撤离？

什么时候撤离？

王泳边盯着电脑屏幕，边啃指甲。

使馆参赞看到，递过来一根棒棒糖：“别啃指甲，啃这个。”

大使馆的人听说了她一个女孩儿睡机场的事，特地给她带去了睡袋。

终于不用捡别人的毛毯用，王泳满足极了。

后来她才知道，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多日没休息，比她睡得还少。

那天她跟大使馆的人核对完名单，信口问：“我那个同事胡昊，你知道他情况吗？”

对方说：“他们正在协助同胞过关。”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反倒让王泳担心起来。

她追问：“他真的没事吗？”

对方安慰她：“我们会保证每个中国人安全。”

王泳倒觉得自己想太多了。

然而偶尔在机场里见到各国记者，还有人采访她。

摄像机关掉后，她问对方是否知道边境口岸的情况。

记者告诉她，情况多么艰险，她听得牙齿发酸。

但大使馆告诉她，目前还没收到有中国人伤亡的消息。

机场的人越来越多，一批又一批中国人运来，快速等候上机，安检，登机，起飞。

有亚裔记者在候机楼采访，王泳擦身而过，听到一个越南人对着镜头在讲：“为什么我们不能走？为什么中国人都走了？”

她在停机坪见到阿成，他正在跟当地人高声讲着什么。

“怎么了？”

“中央油箱漏油了。”

她本想问他，有没有听说胡昊去了哪里。

但见他神情严肃，也不好说什么。

她站在停机坪上，准备迎接下一趟撤侨航班。

这天晚上，她感冒了。

回到前线指挥部，在药箱里拿了点泰诺，就着凉水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