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书这个官，是六部首长中地位最高的，俗称&ldo;太宰&rdo;，主宰一切官员的命运。

首辅弄不好是辖不住他的。

到后来的万历年间，首辅地位略跌，吏部尚书就完全不听首辅的了。

高拱回来，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见。

因为这样一来，该大臣的权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针和人事考核任免全在一个人手里，要是把江山给颠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还不知道。

但隆庆百分百地相信高老。

我就这么用他，天下人你们就看着吧，这就是我的擎天巨柱！

至于张居正如何对待高拱的复出，恐怕很难以猜度。

他是一个日夕忧虑国事的人，看问题往往看大局，因此期待的成分大约多一些。

在高拱刚回来时，他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说：&ldo;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

&rdo;他没忘记，这是他一生中仅见的一个与他气味相投、旗鼓相当的人。

后来在共事了几年后，他在对高拱贺寿时说：&ldo;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

&rdo;像我这样的低劣之才，有幸跟着高老您参与国家大事，五年来（实际只有四年多一点）您老总是放下架子跟我交往‐‐这当然是客套话，但多少透出，他还是很感激高拱给了他一个施展的机会。

待高拱死后，张居正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评价就更高了，达到了&ldo;生死之交&rdo;和&ldo;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rdo;的高度。

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其言也善，但他感念高拱的一份同僚之谊，还是真实的。

相比之下，他对李春芳、赵贞吉之类的书生宰相，则嗤之以鼻。

他后来在万历初年回忆，隆庆四年一次&ldo;北虏&rdo;犯蓟州，京城戒严。

堂堂金銮大殿之上，朝臣们就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术问题来了。

赵贞吉甚至私心庆幸有敌人来犯，以证明不按他的主意整军，就没有好结果。

首辅李春芳呢，不知所措，控制不了会议局面。

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极为可笑。

最后敌人连影子也没来一个，京城防守了一个月后，解严了，白白花费了几十万两银子。

很难以想象，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竟是由这样一群废物在管理。

一次小小的边境战役，就闹得中枢乱了套，还有脸说什么天朝上国？历来，只有主政者如虎，国家才能虎虎有生气。

主政者若是如绵羊，国家就等于置身于狼群之中，你就是喊一千遍&ldo;公理在上&rdo;又能奈何？

基于这个背景，张居正对高拱的回来，是忧是喜，就不难判断。

即使高拱是虎，也暂时威胁不到他张居正什么。

在隆庆一朝，高拱根本不屑于向张居正下手。

他们虽然同气相求，但政治份量并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真正感到忧虑的是徐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