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一天地紧起来，该是启程的时候了。

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前来送行，在科堡，王子早已深得人心，人们多么希望这位英俊而才华出众的王子永远待在科堡，那将是科堡的幸运。

但到强大的大英帝国去做女王的丈夫，也同样是令科堡人颇感荣耀之事。

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沉浑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次盛大的集会，王子的马车在人海中穿行，王子感动不已，眼里噙满了热泪。

他多么留恋他的祖国，他的人民！

马车在他的祖母身边停下来，他向祖母，那位第一个迎接他来到这个世间并在母亲走后把满腔的慈爱倾注在他身上的老人做最后的道别。

马车终于启动。

&ldo;阿尔伯特，阿尔伯特！

&rdo;祖母凄厉的呼叫盖过了沉重的马蹄声，直到马车行将在她的视野中消失时，她昏倒在侍从的手臂上。

马车风驰电掣，奔过了日耳曼，奔过了法兰西，在法国的港市加莱，一艘游艇正静静地等待着他，他步履沉重地踏上甲板，他回首东望，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遥远了，海浪在灰色的天空下躁动着，巨大的浪头迎着汽艇，被击得粉碎，白沫高高飞扬……

而此时此刻，白金汉宫的维多利亚也同样的焦躁不安。

阿尔伯特的离别，即使是短暂的离别也令这个难耐寂寞的女人感到了极大的不安。

是的，梅尔本勋爵又紧随在她身边。

但是，那份崇拜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一本正经的公务，更何况，由于比尔组阁在女王面前碰了钉子，反对党托利党的非难越来越激烈，有两次托利党直接阻挠了她倾心向往的好事。

她希望自己丈夫的爵位能由法律加以确定，而这个爵位的确定对于十分看重身份地位的英国绅士们的确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

但由于托利党的强烈反对，此事便搁在了一边。

她还希望她的丈夫能从国库得到一年5万镑的俸金，又是因为托利党的反对，他只得3万镑，他们甚至对这3万镑亦极为不满，他们到处宣称，广大的民众还正在贫穷的煎熬中，而3万镑已是全科堡的岁收……

另一件事情也使女王烦恼不已，自从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事件以来，詹姆斯&iddot;克拉克爵士一直被厄运攫着，他那兴隆的营业一败涂地无人问津，但是女王的固执使她仍旧信任他，并把他留下来继续充当侍医，她要向世人显示她毫不在乎他们的非议。

然而不争气的詹姆斯&iddot;克拉克竟然愚蠢到连自己的主子‐‐维多利亚女王的病也无法诊断，维多利亚发热了，而这位御医却认定是风疹。

医治并没有效果。

其实女王的病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是一种精神上的恐惧与忧郁症，失去了梅尔本勋爵，而阿尔伯特王子又不在身边，这才是这位年轻女人的发热不安的症结。

在阿尔伯特面前，她完全为王子的迷人的气度所倾倒，而无暇有冷静的思考，而现在，阿尔伯特的分离却正好给了她机会，冷静的思考却并不能解决问题，女王的矛盾与不安是更加强烈了。

一方面，她渴望她的亲爱的阿尔伯特的早日到来，另一面她又担心阿尔伯特的到来将意味着她将俯命于一种外来的管制‐‐她要保证去尊敬、去服从某个人这将是多么的可怕，她爱阿尔伯特，但她也爱权力，她可以是阿尔伯特的妻子，但她更应该是英国的女王。

但是，当阿尔伯特终于登上多佛港，穿着考究的服装重新出现在女王面前时，她的所有的犹豫与疑虑便如同阳光下的轻雾一般消散了。

而阿尔伯特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感到，他已是一个准英国公民了，他在英国的全部人生从此开始。

1840年2月10日，婚礼如期举行，盛大而隆重，祝福的赞歌与教堂的钟声在伦敦的上空久久地回荡。

四、面对紧闭的房门，女王不得不放下了所有的威仪，门立即打开了。

新婚后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体验到了一种无比的快乐，骑马、跳舞、唱歌、逗乐，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

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阿尔伯特很快发现在这个新的环境中他不过是一个摆设、一种工具、一种仅仅为维护英国皇室体面的工具。

在政治上，他完全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梅尔本勋爵不仅是首相而且实际上也是女王的私人秘书，他一手把持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维多利亚也压根没想到赋予丈夫任何权力，早在订婚期间，她曾在给阿尔伯特的信中表示：&ldo;英国人非常嫉妒外国人干涉其国家政治，已经有一些报纸表示出希望你不会干涉，现在，尽管我知道你决不会，但如果你受了封爵，他们仍然会说，王子想要干预政治了。

&rdo;&ldo;我知道你决不会&rdo;，女王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她所希望的只是要阿尔伯特做一个无可挑剔的丈夫，而至于国家政治有她和梅尔本勋爵也就够了。

这一切如果在以前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也没有什么，甚至按他的本性，他也乐得逍遥，但是现在，自从利奥波德舅舅的亲信斯托克玛男爵来到他的旁边，他的生活态度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斯托克玛正孜孜不倦地把他推向那条当年利奥波德没有走完的道路上，这一路程现在将由阿尔伯特来完成，在他看来，阿尔伯特的确是个杰出的青年，他不乏非凡的出众的才能，但他最大的缺点却是缺乏正当的志向和非凡的毅力，即终身从事艰巨的政治生涯的抱负以及为此而牺牲一切单纯享乐的精神状态，男爵的训示与忠告，充满了几分慈父般的权威。

他懂得他来英国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为善。

他一定要&ldo;在所有事情上表现得高尚，有丈夫气概和王者风度&rdo;，他应&ldo;为自己新国家的利益而生活、而牺牲，而去运用他的权力和努力来实现一项伟大的目标‐‐促进同胞大众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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