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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这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

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

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

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神奇，这样的神奇曾经让我，一位遥远的中国读者在纳撒尼尔·霍森、威廉·福克纳和托妮·莫里森的作品里读到我自己。

北京，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麦田新版自序

今年是麦田出版公司成立十五年，《活着》中文繁体字出版十四年。

麦田的林秀梅打来电话，告诉我，《活着》在台湾出版十四年来，每年加印，麦田决定出版《活着》的经典纪念版，希望我为此作序。

我能写下些什么呢？往事如烟，可我记忆犹新。

1989年的时候，当时还在远流出版公司主持文学和电影出版的陈雨航来到北京，与我签下了两本小说集的中文繁体字出版合同。

在台湾，是陈雨航发现了我，是他把我的作品带到了台湾。

那些日子我们经常通信，我已经习惯了远流出版公司的信封和陈雨航的笔迹。

两年多以后我收到了陈雨航的一封信，仍然是熟悉的笔迹，却不是熟悉的远流信封了。

陈雨航告诉我，他辞职离开远流了。

差不多一年过去后，陈雨航和苏拾平来到北京，我才知道他们成立了麦田出版公司。

《活着》是我在麦田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后来我全部的小说都在麦田出版了。

十多年的同舟共济以后，我很荣幸《活着》是麦田出版图书中的元老。

1994年初版时的编辑是陈雨航，2000年改版后的编辑是林秀梅，2005年再次改版后的编辑是胡金伦，不知道这次经典版的编辑是谁？

我已经为《活着》写下过四篇序言，这是第五篇。

回顾过去，我感觉自己长时期生活在现实和虚构的交界处，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如此，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来来去去，有时候现实会被虚构，有时候虚构突然成为了现实。

十五年前我在《活着》里写下了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现在当我回想这个福贵时，时常觉得他不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我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位朋友。

1992年春节后，我在北京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写作《活着》，秋天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修改定稿。

最初的时候我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我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我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我十分顺利地写完了《活着》。

也许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命运。

写作和人生其实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寻找方向，也许我们是对的，也许我们错了，或者有时候对了，有时候错了。

在中国人所说的盖棺论定之前，在古罗马人所说的出生之前和死去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前面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为何我当初的写作突然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转化为第一人称？现在，当写作《活着》的经历成为过去，当我可以回首往事了，我宁愿十分现实地将此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而不愿去确认所谓命运的神秘借口。

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最为朴素的答案。

《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还有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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