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说，尽管伊罗生反对斯大林，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编辑《中国论坛》的两年时间里他受到过中国托派分子的影响，因为当时他们要么被关在监狱，要么支离破碎，影响甚微。

伊罗生和格拉斯也都不十分了解斯大林‐托洛茨基围绕中国而发生的争论，直到从莫斯科正式渠道的消息得知，陈独秀这个过去幻影般的人物1932年重新出面，成为中国地下的托派反对派领袖。

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对陈的谴责，但伊罗生拒绝在《中国论坛》上发表。

可以说，伊罗生在北京与刘仁静的合作，是伊罗生在中国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意想不到的真相显露，令伊罗生时常处在惊奇之中。

刘仁静在上海便与伊罗生认识。

他的英语流利，对斯大林‐托洛茨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也了如指掌，并且有大量资料充实他的见解。

当伊罗生夫妇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刘带着夫人、两个孩子和所有托洛茨基交给他的材料，搬到他们在大羊宜宾胡同一号的四合院。

在翻译江西资料的过程中，伊罗生和刘仁静在北平地下组织帮助下日夜工作。

这是充满着危险也令人痛苦的工作。

具有重要价值的绝大部分资料，由化名的共产党人送到四合院来。

据维奥拉回忆，其中有一位&ldo;王小姐&rdo;，她带来了1927年大革命以来没有人见过的一套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资料。

它们一直埋在1927年被埋葬的那些牺牲者的坟墓旁边。

后来由刘仁静在北平一带的托派同志挖了出来。

刘和伊罗生一页一页翻阅整套文件，刘逐页向伊罗生叙述该页内容。

当确定感兴趣的目录后，他便翻译出来，由伊罗生打成英文。

用这种方式最终完成了一千多页打字纸的资料。

就这样，在刘仁静的帮助下，伊罗生回溯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

他获得大量所需要的材料以揭示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补充着他已有的江西材料和斯大林‐托洛茨基的材料。

1935年3月，刘仁静和夫人、孩子在北平火车站被捕，当时他们正准备乘车去南方。

在例行的行李检查中，警察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这是刘仁静粗心大意放在行李里的。

经过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一位美方负责人艾达&iddot;普鲁伊特（idapruitt）的疏通，刘的夫人和孩子很快被释放，而刘的命运一直是个谜，直到好多年后伊罗生才得知，在日本侵占南京前夜蒋介石政府迁往武汉时，刘仁静和其他在南京的在押犯才一起从南京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刘仁静全家的被捕使伊罗生受到沉重打击。

他同时感觉到，研究这样一些具有爆炸性内容的违禁材料，处境非常危险。

他和维奥拉决定，该是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了。

1935年6月，他们带着十箱档案材料和已完成的部分手稿，在上海乘坐邮轮前往马赛，从那里开始了他们的欧洲之行。

在巴黎，伊罗生访问了法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艾伯特&iddot;特雷特（alberttret），拜访了一些托派分子，并用一些时间在国家图书馆研究中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