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就留在那里没有动。

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

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

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

他同陶铸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庠，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

在他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

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抑郁之感能说没有根据吗?能说不是查实有据吗?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

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

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

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

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

陈师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东西。

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

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陈师尊敬之真诚了。

陈师是极富于感情的人，他对此能无所感吗?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

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

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

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

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

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

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ldo;原罪&rdo;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

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

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

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

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