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时候，国际上孤立中国的势头很猖獗，制裁中国成为一种时髦，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仍是非常友好。

于是，我决定出访非洲。

先是去南部非洲，访问莱索托、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安哥拉、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六国。

同年9月，又访问了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

在一路访问中，我着重向往访国的领导人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别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更不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我们。

非洲朋友都十分赞同我的观点，因为许多非洲国家在建设自己国家时，也常常会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说，他当时曾为中国的局势感到忧虑。

安哥拉外长洛伊说，如果中国党、政府不能控制局势，后果不堪设想，对第三世界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更多的国家领导人向我表示，在即将召开的各国议会联盟会议上，如果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代表团将反对通过干涉中国的议案。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第一位政府首脑、第一位外长都是来自非洲。

他们表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非洲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即便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

过去中国帮助了他们，因此，在中国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表达对中国的声援。

这一切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取消、推迟或中止高级互访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形势也日益严峻起来。

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利用东欧剧变加紧向非洲国家施加压力，并以&ldo;援助&rdo;相要挟，企图在非洲全盘推行其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从而激化了非洲国家的各种矛盾，使各国政局更加动荡。

在经济上，世界经济衰退，原料和农产品价格下降，加上流向非洲的资金减少，使大部分非洲国家负债累累，经济更为困难。

这时，部分以前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因苏联收缩对非洲战略而产生失落感。

部分亲西方的国家，也因美国对其推行&ldo;美式民主&rdo;而对西方感到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将目光转向中国。

他们看到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力图借助中国的力量，捍卫本国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

这使得中国发展与非洲各国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和内涵。

江泽民总书记十分重视对非洲的工作，曾多次号召领导人多到非洲去，并以身作则，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亲自率团先后访问了北非、东非、西非、南部非洲等十多个国家。

1990年下半年，我再次出访非洲，访问了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三国。

1991年元旦过后，我又出访非洲。

这一趟我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四国。

1992年1月，我又做了同样的安排，访问了马里、几内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纳、纳米比亚六国，并过境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