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感谢傅国涌先生对&ldo;另一个周作人&rdo;搜集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他在本文中有时也提出一些对周作人的看法，比如&ldo;其实起码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周作人的血并没有冷却、凝固，没有躲进他的书斋，品苦茶、写小品文，而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rdo;。

（页24t，二一开头）又如傅先生讲到，一九二二年三月，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汪精卫、邓中夏等一大批非常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北京成立了&ldo;非宗教大同盟&rdo;，旨在反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

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则大倡信教自由。

傅先生说：&ldo;八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段公案，如果不因人废言，是非是很清楚的，周作人他们&lso;少数&rso;人无疑站在正确的一面。

&rdo;（页25a）

傅先生在不厌其详地列举了前期周作人的丰功伟绩之后，对他转变的过程和原因也作了一些分析。

他写道：&ldo;他后期的变化（大致上在一九二七年冬天以后）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许由来已久，但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止（周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次难），这些变故对他的转变恐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rdo;&ldo;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我把这看做是他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

那一年周作人仅仅四十四岁，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也不到十年。

&rdo;（页27t）我认为，傅先生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他提到了&ldo;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许由来已久&rdo;，更具有真知灼见。

鲁迅和周作人同出一个破落的，幼年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熏陶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到了后来，两人却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其中思想和性格上的根源起着主导作用。

这样说，可能有背于某一些教条。

但是，如果不这样解释，又当怎样去解释呢?

傅国涌先生的文章《另一个周作人》就介绍这样多。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傅先生笔下&ldo;另一个周作人&rdo;是真实的，这里指的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周作人。

这当然是&ldo;真实的&rdo;。

但是，日寇入侵后当了华北教育督办的周作人也是&ldo;真实的&rdo;。

看样子，傅先生是想给前一个周作人打抱不平，&ldo;发潜德之幽光&rdo;。

实际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周作人，&ldo;另一个周作人&rdo;，现在也没有完全被遗忘，在五四运动的资料中还能够找到他的材料。

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像周作人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这种人的生命历程变动太大，几乎是从一个极端变到另一个极端，令人抓不住重点，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我在上面的叙述中，好像是把周作人的生命历程分为前后两大部分，这是不够精确的。

实际上应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五四运动到一九二八年。

在这个阶段中，周作人是那一群对准旧堡垒冲锋陷阵的最英勇的战士中的一员。

第二阶段，约莫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日寇正式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