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

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

你改吧，我不在乎。

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

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

，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

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

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

就是我训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

至少我没意识到。

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

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

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

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

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

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

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

三年大饥俄，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

他跨着麦克·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

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

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

他很瘦，很瘦。

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

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

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

，与“军管会”

一同做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

那地方穷得著名。

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

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