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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文以载道另解（第2页）

乐器的这一历史性嬗变，证明了“乐”

已逃离统治集团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里“别尊卑”

、“施赏罚”

以及“禁暴胜悍”

的教化工具。

恰恰相反，此时的音乐已经下渗基层，入俗随众，甚至妖声艳调淫词浪曲过把瘾就死，如理学家周敦颐所警告的：音乐功能已不再“平心”

而是“助欲”

，不再“宜化”

而是“长怨”

（见《通书乐上》）。

在某些人士看来，这种变化已经构成了对礼教的巨大威胁，已经与“礼”

构成了尖锐的对立。

一个文化的更年期悄悄临近。

宋代理学家们纷纷“卑艺文”

，连历来传统深厚和名分高贵的诗歌，因为与音乐有亲缘关系，难免世俗声色的感染，也开始让他们惴惴不安。

程颐斥诗歌为“俳优”

与“闲言语”

，朱熹则发誓“决不作诗”

。

在他们的心目中，作诗也是“玩物丧志”

和“耽于声色”

，属道德败坏之举。

文字之外的感官活动，物质世界的千姿百态，即便可以用作前理论、前文字、前语言的直觉隐喻，但太容易让人意乱心迷，太容易偏离儒家的政统和道统。

为了实现“存天理灭人欲”

的伟大目标，他们不得不重“文”

轻“象”

，不得不求助文字来建立认识屏障，以文字清洗人体内各种危险的感觉勃动，制造出人欲的禁锁。

他们是一些读书人，是掌握了造纸和印刷两大技术的读书人，文字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和法器，因此被他们奉为唯一的意义载体。

从此，“知书识礼”

成为高士的不二法门。

“知言”

与“立言”

是君子的毕生使命。

他们挟万卷经纶投入伟大而艰难的“文治”

，成为一群中国式的文字中心主义者，中国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者”

。

周敦颐及时提出的“文以载道”

，在这一层意义上可以得到更多理解：不光是道德崇拜，也是文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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