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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和合之制（第2页）

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

小农从政府那里授田，缴什一税，宽松时则三十税一，差不多是“责任制承包经营”

，遇人口资源情况巨变或者兼并积蔽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重新计口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

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国家导控之下“耕者有其田”

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很多学者不大习惯这种非“公”

非“私”

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糨糊。

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荡，资本主义结下了甜果也结下了苦果，知识精英们自然分化出两大流派，分别探寻各自的制度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的财富。

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

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尤其符合犹太教的教义。

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提倡“教友皆兄弟姐妹”

的教内财产共有，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

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移向世俗，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教士。

接下来，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有些陌生。

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

接轨，正如“自由”

、“民主”

、“科学”

、“法制”

等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进的毛泽东也暗生疑窦。

针对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中曾多次提出中国还得保留“商品”

和“商品关系”

，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

刘少奇等中共高层人士虽然也曾膜拜过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

，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推广责任田，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

流派之二，是以“私产制”

救世，这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

游牧群落长于竞斗，重视个人，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几乎顺理成章。

在世俗领域里，不仅土地和财富可以私有，连人也可以私有——这就是奴隶制的逻辑，也就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制度后面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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