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

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

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

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

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

……」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

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

其它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

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

──笔者曾撰文并举实例细论文。

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

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

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

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nstantvonhannecken）。

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

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

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

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

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

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raneff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ranarrogance）。

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

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

──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

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

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

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

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