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春节菜肴所有美好的想像，最终像个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我母亲明显带有一种幻灭的怀疑，她对我们说，今年过年没东西吃，吃白菜，吃萝卜，谁要吃好的，四点钟给我起床，自己拿篮子去排队！

我们怎么也想不通，我母亲给张云兰做了这么多裤子，反而要让我们过一个革命化的艰苦朴素的春节！

除夕前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我记得我是让我三哥从床上拉起来的。

那时候天色还早，我父母亲和其他人都没起床，因为急于到外面去玩雪，我和我三哥都没有顾上穿袜子。

我们趿拉着棉鞋，一个带了一把瓦刀，一个抓着一把煤铲，计划在我们家门前堆一个香椿树街最大的雪人。

我们在拉门闩的时候感觉到外面什么东西在轻轻撞着门，门打开了，我们几乎吓了一跳，有个裹红围巾穿男式工作棉袄的女人正站在我们家门前，女人的手里提着两只猪头，左手一只，右手一只，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大猪头，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女人的围巾和棉袄上落满了一层白色的雪花，两只大猪头的耳朵和脑袋上也覆盖着白雪，看上去风尘仆仆。

那时候我和三哥都还小，不买菜也不社交，不认识张云兰。

我三哥问她，猪头是我们家的吗？外面的女人看见我三哥要进去喊大人，一把拽住了他，她说，别叫你妈，让她睡好了，她很辛苦的。

然后我们看见她一身寒气地挤进门来，把两只猪头放在了地上。

她说，你妈妈等会儿起来，告诉她张云兰来过了。

你们记不住我的名字也没有关系，她看见猪头就会知道，我来过了。

我们不认识张云兰，我们认为她放下猪头后应该快点离开，不能影响我们堆雪人。

可是那个女人有点奇怪，她不知怎么注意到了我们的脚，大惊小怪地说，下雪的天，不能光着脚，要感冒发烧的。

管管闲事也罢了，她的眼睛突然一亮，变戏法似的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了一双袜子，是新的尼龙袜，商标还粘在上面。

你是小五吧？她示意我把脚抬起来，我知道尼龙袜是好东西，非常配合地抬起了脚，看着那个女人蹲下来，为我穿上了我的第一双尼龙袜。

我三哥已经向大家介绍过的，从小就不愿意吃亏，他在旁边看的时候，一只脚已经提前拍了起来，伸到那个女人的面前。

我记得张云兰当时犹疑了一下，但她还是从她的口袋里掏出了第二双尼龙袜。

这样一来，我和我三哥都在这个下雪的早晨得到了一双温暖而时髦的尼龙袜，不管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意外的礼物。

我还记得张云兰为我们穿袜子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你妈妈再能干，尼龙袜她是织不出来的。

当时我们还小，不知道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张云兰还说了一句话，现在看来有点夸大其词了，她说，你们这些孩子的脚呀，讨厌死了，这尼龙袜能对付你们，尼龙袜，穿不坏的！

听我母亲说，张云兰家后来也从香椿树街搬走了，她不在肉铺工作，大家自然便慢慢地淡忘了她。

我母亲和张云兰后来没有交成朋友，但她有一次在红星路的杂品店遇见了张云兰，她们都看中了一把芦花扫帚，两个人的手差点撞起来，后来又都退让，谁也不去拿。

我母亲说她和张云兰在杂品店里见了面都很客气，两个人只顾说话，忘了扫帚的事情，结果那把质量上乘的芦花扫帚让别人捞去了。

手

小武汉在哪儿也混不好，后来干脆去了火葬场，抬死人去了。

起初谁也不知道小武汉在干什么工作，是一些死人站出来揭露真相的。

那年夏天持续高温四十度以上，热死了好多风烛残年的老人。

除了老人，香椿树街还有一个中年男子贪凉，夜宿楼顶平台不幸坠落丧命，一个租了酒厂仓库养鳗鱼苗的外地人投资失败，服用安眠药寻了短见，死在他亲手搭砌的鳗鱼池里。

在七月尖锐的杀气腾腾的阳光里，火葬场的白汽车像赶集似的来往于香椿树街，汽车喇叭叫得很不耐烦。

从白汽车上跳下来两个抬尸人，一个胖子风风火火，好像是搬家公司派来搬家具的，另外一个小个子的工作作风却令人费解，他下车走路都藏在同事的身后，还戴着口罩和帽子，眼神躲躲闪闪，这样一来他反而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哎呀，看后面那人，是小武汉吧？他一下车就有人这么嚷嚷了。

怎么不是小武汉？小武汉的眼部特点过于明显，怎么躲别人还是认得出他的金鱼眼，还有眼梢上的那条月牙形疤斑。

孩子们在死者的家门口不合时宜地欢呼起来，小武汉，小武汉运死人！

小武汉的秘密就这样在死人与孩子的配合下泄露了出来，他斜着身子站在汽车旁戴手套，抖动着一条腿，又换另一条腿抖动着，他的眼睛在掠过一丝绝望过后变得坚强。

我们亲眼看见他一肩扛着担架，一只手粗暴地拨开门口碍事的孩子，说，滚远一点，小心我把你们一起抬到我的车上去。

大家清楚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却不知道死人的事最后是小武汉管的，原来小武汉是去干了这一行。

火葬场是个收入高福利好的特殊岗位，怪不得小武汉近来衣着光鲜，手头宽裕，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夏天以后小武汉的职业不再是个秘密，这对别人的好奇心是一种满足，对小武汉的生活却造成了显著的伤害。

小武汉去买早点，炸油条的浙江人用夹子夹他的钱，不碰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