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魏晋名士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

以何晏为代表的一派名士也确实讲究服药，并不酣酒，一心延年益寿。

阮籍诸人不相信服药有成仙不死之效，不过，既然笃信老庄，崇尚自然无为，似乎也不该如此沉湎酒中的。

阮籍说：&ldo;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

&rdo;（《清恩赋》）纵酒总不该是&ldo;恬淡无欲&rdo;的表现吧。

阮籍的耽酒，确有避祸的动机。

司马昭想与他通婚，他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钟会多次问他对时事的看法，想得到陷害他的口实，他均以酣醉获免。

这都是显例。

但是，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ldo;与道周始&rdo;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

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

&ldo;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怳尔而醒。

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

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

&rdo;

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

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

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

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

我们没有读到阮籍在理论上推崇酒的文字。

他有时好像真的得道颇深，说：&ldo;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

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

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

&rdo;（《达庄论》）可是实际上他是不能如此恬静的。

他的耽酒表明他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

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

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

当然，阮籍并非一味耽酒，他更有艺术上的陶醉。

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阮咸都是嗜耽音乐的。

尼采同样酷爱音乐，甚至说：&ldo;没有音乐的生活简直是一个错误，一种苦难，一次流放。

&rdo;（尼采致加特斯的信，1888年1月15日）比较阮籍和尼采的音乐理论，我们发现也有根本的一致之处。

首先，他们都把音乐看作世界本体的一种象征，赋予了它以本体论意义。

阮籍说：&ldo;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

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rdo;（《乐论》）尼采说：音乐是&ldo;太一的摹本&rdo;，是&ldo;世界的心声&rdo;，它&ldo;对一切现象而言是物自体&rdo;，&ldo;音乐由于象征性地关联到太一心中的原始冲突和原始痛苦，故而一种超越一切现象和先于一切现象的境界得以象征化了。

&rdo;（《悲剧的诞生》第5、6、16、21节）这里，阮籍和尼采对于世界本体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阮籍强调的是和谐，尼采强调的是原始冲突和痛苦。

但是，在确认音乐直接关联世界本体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