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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闲话,且不去管它。
总之一句话,我认为,文化和语言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思维模式,至于这一套思维模式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在这里先不讨论,我只说一句话:天生的可能必须首先要排除。
专就语言而论,只有西方那一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以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为首的具有词类、变格、变位等一系列明显特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
这种语言容易分析、组合,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这一门学问。
反之,汉语等和藏缅语系的语言则不容易分析、组合。
词类、变格、变位等语法现象,都有点模糊不定。
这种语言是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或基础的,自有它的特异之处和优越之处。
过去,某一些西方自命为天之骄子的语言学者努力贬低汉语,说汉语是初级的、低级的、粗糙的语言。
现在看来,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现在,我想转一个方向谈一个离题似远而实近的问题:科学方法问题。
我主要根据的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书是《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伦《李政道、季羡林和物质是否无限可分》(《书与人》杂志,1999年第五期,页4146)。
先谈书。
李政道先生在本书中一篇文章《水、鱼、鱼市场》写了一节叫做&ldo;对21世纪科技发展前景的展望&rdo;。
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引文可能要长一点:
一百年前,英国物理学家jj汤姆孙(josephjohnthon,1856‐1940)发现了电子。
这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质是由小的物质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构造。
(下略)
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中略)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
生命是宏观的。
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
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
(页89)
我在这里只想补充几句:微观的分析不仅仅是20世纪的特征,而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特征,20世纪也许最明显、最突出而已。
我还想从李政道先生书中另一篇文章《科学的发展:从古代的中国到现在》中引几段话:
第55章学习大师的风范‐‐谈赵元任先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