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绝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

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

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

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

师觉月做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

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

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

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

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

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

第50章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2）

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

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

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

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ldo;《生经》一证，确凿之至!&rdo;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

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

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

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

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