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算得上合理的解决方案，雅典人肯定会欢迎它；但主战派却抱怨称，将军们应当只接受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于是在法庭上审判了这几位将军。

他们受审的罪名似乎是：未与雅典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商议，便逾越了自己的权限，擅自与敌人媾和。

但无疑政治在此案中也起了作用，因为这几位将军都是在前一年冬天与伯里克利一起当选的，当时伯里克利的影响力还很大。

起诉这几位将军相当于起诉伯里克利和中间派，但起诉失败了。

雅典人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围城战终于结束而感到欣慰，不愿意为了技术细节而争吵不休。

将军们被无罪开释，这也许说明群众对伯里克利的不满情绪开始淡化了。

最终，一群殖民者被派去驻守空荡荡的波提狄亚，从此它成了雅典人在邻近色雷斯地区的一个关键基地。

战争的第二年结束时，雅典比一年前虚弱了许多。

在斯巴达人的两次入侵中，雅典人保持克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田园和房屋被摧毁。

但是，整个阿提卡都已经遭到破坏，斯巴达人没有理由相信，新的入侵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而且，雅典舰队已经证明它可以相对轻松而安全地骚扰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国家。

按照伯里克利的计划，现在斯巴达的主战派应当已经失势，应当向阿希达穆斯二世及其温和派同僚屈服，并以合理的条件与雅典讲和了。

然而，斯巴达人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

他们无法在陆地决胜，于是转向海上攻势，威胁到雅典对希腊西部海域的控制，甚至威胁到纳夫帕克托斯的安全。

他们的成功对伯里克利自信满怀的预测，即伯罗奔尼撒人&ldo;会被排除在大海之外&rdo;，发起了挑战。

尽管斯巴达派往波斯的使团遭到了拦截，但未来的使者未必就不能顺利抵达波斯。

由于雅典人的衰弱，波斯国王也许会被斯巴达说服。

如果波斯与斯巴达结盟，那么所有以雅典在船只和资金方面占据优势为基础的谋略都会变得一钱不值。

斯巴达人受到这种前景的鼓舞，明确表示只有雅典完全服从他们的条件，他们才愿意议和。

与此同时，瘟疫仍然在狠狠地打击雅典的人力和士气，雅典的财政状况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战争开始时可动用的5000塔兰同储备资金（不包括1000塔兰同的紧急预备金），已经花掉了近2700塔兰同，也就是一半以上。

虽然代价高昂的波提狄亚围城战已经结束，它也不再吸取国库资金，但斯巴达人在海上的活动意味着，雅典人为了配备舰队人员和保护盟邦，可能仍然需要继续承担大笔开支。

按照前两年花钱的速度计算，他们只能再支撑两年。

即便是主战派也应当认识到，他们的城邦在下一年没有资本去开展一场大规模战役，但消极无为的政策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