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沫若派科学院考古所同志去成都凤凰山明墓进行发掘。

翌年六月，又受总理嘱托，召集在北京的十三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为故宫重新开放，逐句讨论、修改《故宫简介》初稿。

老朋友们多年来彼此间因&ldo;文化大革命&rdo;都断绝了来往，这时重新相见，百感交集。

会后他亲自总成这份稿件，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也提了修改意见，最后才审定通过。

1这些事情并不重大，但在非常时期能有这点事做做，且能取得小小的胜利，沫若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在偌大的中国，考古、历史研究工作是不能中断的。

七月间，经与文物考古部门负责人商量后，沫若写报告给周总理，要求批准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并提出《考古学报》、《文物》、《考古》&ldo;三种杂志拟复刊，以应国内外之需要&rdo;。

由于周总理的支持，这一炮又打响了，沫若终于争得了出土文物到国外展出的机会，便亲自设计了展出方案，审定陈列展品。

2工作越忙，他越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在这个阵地上是有力量的，事实将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掘与发扬，再也不能被延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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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仲超：《德业难忘》，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2《文物》编辑部：《德业巍巍典范长存》，《文物》1978年第9期。

一九七二年，沫若为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的刻辞作了考释，对陕西西安南郊出土的日本银币&ldo;和同开宝&rdo;作了考定，为山西发现的侯马盟书的新石筒和玉片进行考释，同时对自己旧作的不确切之处作了补正。

他将这些论文连同上一年年底所著《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及《〈坎曼尔诗签〉试探》等论文结集在一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出版，题为《出土文物二三事》。

这年冬，他又为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馆陈列的屄敖簋上字迹已模糊难辨的铭文作了考释，确定了该簋的年代和制器主人的身份。

翌年春，又为陕西兰田出土的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青铜&ldo;永盂&rdo;铭文作释，并亲笔将释文写成一寸见方的正楷，列于盂旁，供参观者参考。

由于意识到考古在这时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沫若又挤出时间来重操旧业，终于取得了新的收获，他觉得自己的笔，总该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尽量多留下点什么。

光自己发挥作用是不够的，沫若认为还要关心和支持同行业的朋友与后进。

对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一九五九年就接受的、由他担任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甲骨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在一九七二年得以重新恢复，他感到很欣慰，特于一九七三年给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胡厚宣写信说：&ldo;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把稿子编好，是目前第一要紧事。

&rdo;沫若顶着&ldo;四人帮&rdo;对知识分子挥舞大棒的压力，他还到处打电话寻找胡厚宣，想直接跟他谈谈，因为没有找到人，又设法捎信给他，希望他一要趁年富力强，赶快将自己的旧作整理出版，二要努力培养接班人，保证自己的工作后继有人。

1这些话象春风一样，温暖了编委会同志们的心。

至于对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接受任务的《中国史稿》编写组，在它被&ldo;四人帮&rdo;解散和查封时，沫若于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地通过秘书王廷芳表示了愤慨和对同志们的关怀，给了大家鼓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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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厚宣：《沉痛悼念尊敬的郭沫若同志》，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2尹达：《革命精神永世长存》，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在&ldo;四人帮&rdo;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为了怕彼此受连累，连亲人、朋友间的正常往来都中断了，一个个都被迫蛰居在自己的蜗庐里，受着寂寞的煎熬。

在这种情况下，沫若虽尽力去温暖朋友、同行们的心，但他自己何尝不感到寂寞。

因此一九七三年五月，当家乡乐山文管所负责同志因公出差去北京，到沫若家中去看望他时，那天他便分外地高兴。

他翻着客人带来的实物，看到自己少年时代在&ldo;嘉定府官立中学堂&rdo;的成绩单上面，算术、经学、英语等学科都在九十分以上，而&ldo;修身&rdo;（操行）却只得了个&ldo;三十五分&rdo;时，禁不住摘下了眼镜，仰面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