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十一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

这个以提倡&ldo;为人生的艺术&rdo;，反对&ldo;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rdo;而名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1898‐1958）发函，邀请郭沫若和田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1896‐1981）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所半淞园便饭。

这一天风和日丽，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

他们选在园中紧临池塘的餐馆入座，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

热情、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雁冰则有点儿矜持，总是埋首思考，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

饭后，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倚着栏杆，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文学旬刊》办得更有声色。

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如果自己背着他单独加入，未免对不起朋友，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真叫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

1初次相见，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分别时，沫若望着雁冰、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荡漾着温暖的情意。

此后，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并由振铎的介绍，认识了叶圣陶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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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茅盾：《复杂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然而曾几何时，当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敲响&ldo;创造&rdo;的大钟后，原来友谊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阴霾的乌云，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这却是始料未及的。

追其源，早在《创造》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当然明白，所谓&ldo;垄断&rdo;文坛的&ldo;偶像&rdo;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

同时，创造社同人也隐隐约约感到《文学旬刊》在施放冷箭，诸如&ldo;肉欲描写者&rdo;、&ldo;盲目的翻译者&rdo;云云，无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

于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艺文私见》和沫若的《海外归鸿》，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ldo;假批评家&rdo;，声称只有把他们送&ldo;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rdo;，&ldo;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rdo;才能&ldo;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rdo;;另一个则含沙射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ldo;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rdo;，&ldo;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rdo;，&ldo;简直可以说是狂妄&rdo;。

雁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吃惊之余，便由雁冰化名&ldo;损&rdo;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ldo;创造&rdo;给我的印象》，&ldo;对于创造社诸君的&lso;创造品&rso;&rdo;逐篇加以评析，断定它们&ldo;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rdo;，因而&ldo;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rdo;，&ldo;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rdo;。

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爱用尖刻的字眼批评别人，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以致双方高悬战旗，壁垒分明。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许多方面，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三年。

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

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加，振铎欣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