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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三年
我在社科院读了三年研究生,那三年中,哲学系始终处在颠沛之中,先后搬了三次家。
第一学年在工会干校,地处闹市,又守着一个陶然亭公园,日子过得还比较有意思。
由于住房拥挤,我常到公园里看书和读外语。
觉得闷了,就和一二同学结伴,骑车到处转,看各种热闹。
我还重获了买书的乐趣,外国文学书籍刚刚放开,开始陆续出版,我基本上是见一本就买一本。
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后期图书大涨价之前,十来年间出版的此类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我搜集得相当齐全。
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到处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
与工会干校签订的合同为期仅一年,第二学年一开始,我们搬到了通县北苑旅馆。
这是一家汽车旅馆,俗称大车店,是司机们过夜的地方。
宿舍的窗口正对着停车坪,那里日常停放着几十辆过路卡车。
每天从早到晚,从深夜到天亮,卡车、拖拉机、摩托车的马达声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吵得人心惊肉跳。
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睡觉,每天深夜三时半,就开始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终于响成一片。
天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简直要发疯,遑论静心读书。
因为远离市区,生活也十分单调。
每天晚上,不管节目多么无聊,走廊上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总是聚集着许多观众,他们是研究生哪,可是不能怪他们,这是他们唯一的调剂。
受一些同学委托,我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一封信,反映噪音对学习的严重干扰和我们忍无可忍的心情。
这封信在内参上刊出了,惊动了社科院的领导。
于是,系里赶紧另找地方,从第二学年下学期起,我们搬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十一学校。
不久后,整个研究生院撤离北师大,都搬进了十一学校。
毕业前夕,研究生院用地批下来了,在京顺公路边荒凉的西八间房,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住进工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铁皮屋里。
在三年中,不但居无定所,而且课程也很不规范,好在我一向喜欢自学,对此也就无所谓。
全系的大课只有《资本论》,从中央党校请来的教员,我听过一回,讲解的方式是所谓领读,像中学上语文课那样讲段落大意,实在乏味,我再不去听了。
开第二外语课,我选择了德语,这倒是需要听课的,但系里久久聘不到老师。
终于聘到了一位,来自第二外语学院的林先生,这个畸零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开始,很多同学选学德语,当我走进充当教室的小屋时,人已满。
桌边坐着一个人,穿着肮脏的工人服,露出里面油腻黑亮的白棉毛衣圆领,脚上是一双沾了泥浆的旧运动鞋,像一个泥瓦匠。
那天下雨,他戴一顶旧草帽,弓着背,看不见他的脸。
我落座后,弯下腰,才看见了他的许久未刮的脸和一副深度近视镜。
他低着头,说话了,带广东口音,吃力地选择着字眼,常常词不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