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还有当时盛行的&ldo;三忠于&rdo;之风，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绣宝像、表忠心，这一套做得煞有介事。

起床号一响，所有的人边穿衣服边冲向室外，列队站在空地上，挥动&ldo;红宝书&rdo;，高喊&ldo;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rdo;。

每顿饭前，都要集队高唱&ldo;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rdo;。

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ldo;&lso;顶峰&rso;只是宗教的代名词。

事实上，一切宗教仪式都应有尽有了：祷告，忏悔，唱赞诗，诵经文……&rdo;公开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我实在觉得参加这类活动是愚蠢的，便消极怠工，装得动作缓慢，等我赶到时往往仪式已经结束。

面对这样的环境，学生中有两种表现比较常见。

一种是主动敏捷地适应环境，在那些机械的事情上革命透顶。

有一个当饲养员的同学竟然亲自品尝猪食，以表示热爱养猪工作。

大粪是香的‐‐这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人们以此证明自己的感情包括嗅觉都已经彻底劳动人民化。

当然，如同一切不合常情的极端行为一样，这些举止背后都有强烈的功利目的。

更多的人则迅速地成为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唾弃一切理想，成天谈论和思虑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

有人对我说：&ldo;什么理想、事业，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在农村呆一辈子。

&rdo;我虽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义。

我回答说：不对，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

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

理想虽然不能变成现实，但仍有作用，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方向和品格。

在人们看来，我与环境的不协调是十分扎眼的。

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纷纷劝我学一点生活哲学，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遭际与我的才能相称一些。

有一天，一个同学盯我良久，说：&ldo;我对你的一生，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表示同情和遗憾。

&rdo;还有一个同学预言：&ldo;你将来或者青云直上，或者大祸临头，反正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活着和死去。

&rdo;甚至那个老实的副连长也劝我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总算熬到了头，1970年3月中旬，我们离开农场，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

虽然日夜盼望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来了，心情依然迷惘。

客轮在苍茫的湖面上航行，远处的那一小角陆地，那一块我们曾经在上面流过汗的土地，逐渐模糊而消失了。

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

我和那两个曾经同游橘子洲头的同学一起站在甲板上，他们也去广西，我们靠着栏杆，长久地沉默着，各想着自己的心事。

&ldo;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rdo;其中一个说。

&ldo;进去了，还能不能出来呢?&rdo;另一个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我凝视着湖面上若隐若现的几点白帆，它们像风筝一样，从远处的天空轻轻地飘过来，滑过眼前的湖面，又轻轻地飘向另一头的天空去了。

我一直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小的点，标着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名称，也许我将永远生活在那里了。

其实，去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我并不很在乎，使我忧虑的是我将处在什么样的人群中。

一个同情者曾半开玩笑地问我：&ldo;到了下面，你的诗还有什么用呢?&rdo;是的，我的诗，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还有什么用呢?

五广西资源县

从洞庭湖农场出来，我的目的地是广西资源。

先从长沙乘火车到桂林，住一夜后，第二天早晨，在桂林汽车站乘长途汽车。

坐在车上，想到这辆车将把我送到一个既陌生又很可能要呆一辈子的地方，我的心情既好奇又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