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了。

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捧着刚寄到的信，如同捧着一枚定时炸弹，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封。

我真觉得它会爆炸，把我炸伤，如果这样，我要偷偷地舔净伤口，不让任何人察觉。

然而，爆炸没有发生，信中的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

信的开头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赞颂，然后，他点出了写信的目的：&ldo;我们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便断去了联系，既无斗争亦无联合，突然成了素不相识的路人。

这种沉默虽是心照不宣、有其背景的，但我仍为此遗憾。

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决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应被打破的。

&rdo;接着，他提出了几点建议，大意就是打破沉默，一起来对我们各自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或在斗争中合，或在斗争中分。

读完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世英眼下总算是平安的，这个信息比信中的任何具体内容重要一千倍。

我很快回了信，表示接受他的建议。

这封回信的抄件还在，我在上面读到我是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护的：&ldo;我没有把握断定你在这场革命中的发展方向，因此几次想与你联系，又拖延下来了。

&rdo;谈及他的错误思想，我汗颜地发现自己在个性自由问题上穷追不舍，说这是他过去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这个基础仍未彻底摧毁。

最后我询问他，是什么具体情况促使他想到要和我一起来进行自我清理的，其实我是希望知道他现在的实际处境。

世英也马上回信。

他到底聪明，针对我说的没有把握云云，他回敬说：&ldo;我也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向你提出同样的议论。

&rdo;在这封用小字密密麻麻写了四页的信上，他比较详细地谈了他从文革开始以来的经历。

正如我所担心的，文革开始不久，就有大量的大字报揭批他的历史问题，从此他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背上了精神包袱。

大串联时，他去河南农村生活了三个月，从而&ldo;更下定了到农村与贫下中农同生死的决心&rdo;，本不想回来了，因为要接受批判，才回了学校。

但是，&ldo;今后的道路很明显，心意也很扎实&rdo;，即最后的归宿一定是农村。

我想起1964年2月他在农场期间给我的一封信，其中也说到永远留在农场的心愿，可见这是他几年来的一贯想法。

这个心愿被涂上了浓厚的革命色彩，骨子里却是一种绝望。

也许他不愿承认，但实际上他已经看清，他在当时的唯一出路是彻底脱离意识形态纷争，做一个地道的农民。

谈到自己的过去，他强调：&ldo;干部子弟的问题在运动中暴露出来了，这给我打消了很多疑问。

许多干部子弟是新贵族，我就是一个样板吧。

&rdo;他把他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对群众和个人的关系的错误认识，那种极反动的超人思想总是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二是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

对于我提出的个性自由问题，他表达了这样的认识：&ldo;个性自由中的个性是有阶级性的，自由则服从阶级性而且是相对的。

以前以为个性自由是绝对的东西，但正是这个错误思想使我在政治上失去了自由。

&rdo;但是，他接着写道：&ldo;那么是否因之便是再无个性再无自由了呢?我还不这样理解。

问题很抽象，以后有机会可以讨论。

&rdo;这个伏笔表明，他仍在坚持独立思考，他的思考深度远非当时的我所能比。

他对我的问题的分析是，一是对他的问题用温情主义代替了阶级斗争，二是缺乏社会实践。

怎么想到要来找我呢?他的解释是，为了批判的需要，因为我比较了解他的思想发展过程。

&ldo;同时，也有其他的愿望，如果能经过斗争重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岂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rdo;不久后我明白了，这个&ldo;其他的愿望&rdo;其实是第一位的动机。

他实在太孤独了，周围没有一个理解他的人，他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呼唤友情和温暖。

事实上，在通了这两封信之后，我们就见面了，从此频繁来往，谁也没有再提所谓批判的事。

通信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