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

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苦。

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候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

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

去平谷只是下农村的小小前奏。

从1964年开始，全国党政机关人员包括高校师生组织成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

整个大学第三年，我们在顺义县城关公社搞四清。

原先宣布只参加这一期，然而，该上四年级时，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学系搞学校社教试点，哲学系停课，便安排我们先去首钢劳动一个月，后到怀柔县崎峰垞公社参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顺义，我被分配在城关大队的一个生产队。

工作组是混合编制的，共六人，成员来自不同学校，组长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一名女教师。

一间农舍兼男宿舍和办公室，我们没完没了地在那里面学习和开会。

房间里整天烟雾缭绕，把我也熏成了一个忠诚的烟民。

我抵御不了烤烟香味的诱惑，一开始卷喇叭筒抽着玩，后来就自己买烟，从八分钱一包的绿叶过渡到两毛一一包的黄金叶。

时常为生产队里的问题发生争论，我和小傅总是&ldo;右派&rdo;，那个小严永远是唱高调的&ldo;左派&rdo;。

小傅是轻工业学院的男教师，有动人的歌喉，为人轻松随和。

小严是科技大学的男教师，担任副组长，正在争取入党，整日绷着一张煞有介事的面孔。

我发现，&ldo;右派&rdo;和&ldo;左派&rdo;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常识，而不尊重常识的人往往有极强烈的功利心。

大队会计刘殿才在我们生产队里，便成了我们工作组的重点清查对象。

这个人十分精明，能说会道，无论怎样攻心、查帐，都无奈其何。

最后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里一个女青年拉进厕所里发生了多少次关系。

他说那个女青年是情愿的，那个女青年说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组为此分别对二人进行了一次次讯问，结果不了了之。

我分工负责队里的青年工作，这项工作单纯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欢我这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也把我引为子女的榜样。

怀柔如今已成为北京人消度周末的休闲胜地，当年却以穷山恶水著称。

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台子大队，工作队的指导员是一个军人。

与第一期的大兵团作战不同，这一期人员较少，全队不过几人，不再分组。

同队还有两个北大学生，都是西语系的，一个是从中央警卫团转业的，担任工作队长，自我感觉极好，总与一个从农村抽调上来的风骚的女队员打闹厮混，另一个是比我还笨拙的书生，成了经常遭指导员数落的受气包。

我身上右的倾向根深蒂固，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队里有一个老汉是&ldo;坏分子&rdo;，戴帽的原因只是与大队书记吵过一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耿直勤劳的人，便坚决主张为他平反，结果被批评为阶级立场不稳。

我还十分同情一个富农的女儿，她是一个漂亮温顺的姑娘，却不得不经常参加为地富子女召开的会议，恭听侮辱性的训示。

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我领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等级制度何其严酷，所谓四类分子固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实际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贱民。

我不能不将心比心，设想自己倘若投生在这样的人家，情形将是何等悲惨、绝望、不公正。

那时候怀柔山区的农民真是穷苦。

大石山中仍要以粮为纲，便只好炸开石山，沿坡垒筑坝阶，造出一小块一小块薄田。

造田之后，为了解决水源，还必须凿石开渠。

隆冬季节，我常和农民一起在山坡上抡镐，领略过与顽石搏斗的辛劳。

然而，产量仍然极低。

我们吃的是派饭，除了四类分子和特殊困难户，一家吃一天。

人们尽量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也不过是杏叶馍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