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

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

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红墨水打着一个可怕的叉叉。

那张大字报列数校党委的罪状，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动学生郭世英。

我的头脑一下子痴乱了。

当时的感觉是，当我在大字报的森林里漫游时，不期而看见其中的一棵树上吊着我的朋友。

我立刻逃离大字报区，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乱走，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返校后不久，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

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是我住的38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

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ldo;黑帮分子&rdo;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

所谓&ldo;黑帮分子&rdo;，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

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ldo;黑帮分子&rdo;。

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ldo;斗鬼台&rdo;。

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

在这场暴行中，活跃着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身影。

我在一旁无言伫立，一阵阵冷颤，为人的丑恶而震惊。

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

新的一轮辩论掀起，有三派意见。

一派说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派说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捣乱，甚至有黑后台。

一派说是错误事件。

我持第三种意见，出发点仍是常识，觉得这种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为与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纯粹是刑事犯罪。

这场辩论没有结果，很快就转为对工作组的性质展开辩论。

由于工作组倾向于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激进分子便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推行反动路线，已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赶走。

正当自发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来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个晚上在东操场举办万人辩论大会。

名曰辩论，实际上已有定论，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驱逐工作组。

这两场辩论大会对我震动极大，使我第一次对文革产生了明确的怀疑。

人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对江青也怀有相当的敬意，我也不例外。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个人品质，对这个突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红角的第一夫人充满好奇。

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

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