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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三十二、每连接收新兵一百五十名，训练两三个月，交兵时未有过一百名的;一团应当二千五百名，实在交兵时，还不到一千五百名，有时还不到一千二百名。

三十三、师管区补训处既无枪，又无炮，新兵一无所学。

三十四、抗战日久，生活日高，后方官长有的存发财之心，周转各方，勾通一切，无训练军队之心，有保守生财之道。

三十五、后方补充军队机关，无人视察，无人闻问，内中钩心斗角，讲手段而不讲事实，弄虚伪而不讲实干。

我把这三十五条事都详细同蒋介石说了。

我说这是刚从前方回来的一个团长王培襄说的，当王团长说的时候，声泪齐下。

他觉得，这些事若不改革，没法子打胜日本。

蒋听了我的话以后，他说：&ldo;很重要，我叫人去查查。

&rdo;这就是我说了这些话的结果，后来，再也没听见说怎样改革的。

第49章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

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在军事委员会大会堂举行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少将以上，又加上军以上的参谋长人员，大约有四五百人。

蒋请我说话，我说的话如下：军中各级的官长出身不外二途，一为学生出身;一为行伍出身。

学生出身的，或是军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当然学的东西不少。

行伍出身的，打仗几十年，很有作战经验，并且忠诚勇敢，不靠亲戚本家或是老师的提拔，而能担任到军长、师长、团长、营长的职责，大概多是入过多少次教导团，或训练班的，虽然未有毕业文凭，可是读书的也很不少。

两相比较，各有长处，不可只说学校出身方可用。

何况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多是行伍出身，若要全换上学生出身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

尤其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只要能够坚决抗战，能吃苦，能耐劳，与士兵同甘苦就够了。

大家知道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作霖的参谋长不也是学校出身吗?有学问而做反革命的事的人有的是，如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萧其喧，跟汪精卫当头号军人汉奸，他不是同曹浩森、熊式辉同学的吗?张自忠总司令未入过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可是能受伤不退，至死不屈地打日本帝国主义。

如此看来，用人须用其长，不可用其所短。

此时正是蒋何要把行伍出身军官全换到后方来，临阵易将多么危险。

到底他们还是把许多很勇敢的，又有很好的学识的，作战很久的军官一个一个地都换掉了，调成参议咨议等，没有一点事情可做。

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只会在屋子里读书的，听见枪炮响而不认识方向的，一班一班地都换到前方带兵作战。

这些新到前方的军官，那是靠他的表叔、舅父、老师等替他吹嘘运动而带兵的，不然就是讲什么学派的。

既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更不知道士卒的生活是怎样的苦法，这样情形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如何不失败呢?

就在那两天，国民党的常务会议，何应钦又说起来：&ldo;前方许多军官都要同后方的军官调换。

&rdo;我觉得他这些话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机会。

我说：&ldo;军队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

从一个小兵熬到当了军长、师长，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写电报稿子，并且都是打了几十年的血战，既勇敢而又忠诚，为什么非把他换回来不可呢?况且新换到前方去的人也不能说有什么真正学问。

不说别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有多大的学问，那么你还不知道冯洪国是和你同学，你们是前后班。

前面正在打着仗，忽然换许多军官，军心怎么样，应当顾虑到。

&rdo;就是那天说的话，把何应钦说得面红耳赤，可是他们还是把前面的军官换了很多。

有一天，把认识我的一位姓陈的捕了下狱，还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监。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在常会里说：&ldo;是不是认识我的都是共产党?是不是认识我的军官都要被捕呢?&rdo;后来听见说：&ldo;何应钦向蒋报告说，他们都承认了他们是共产党。

&rdo;没有几天，就知道并没有那回事。

连着在会上嚷了几次，这位姓陈的和姓周的两位军官都放出来了。

把人家捕去下了监，不说理由，全世界哪一国也没有听说过这样对待军官的办法。

这不是污辱全体军官的人格吗?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拿着这些国家栋梁的军官当着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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