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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2页）

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参加。

得奖者都是&ot;英气勃勃，一望而知为有为之新民青年&ot;。

报纸纸张陈旧发黄，好像世事漫随流水，全已淘尽，我却觉得毛骨耸然。

当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盛大进行的时候，汉口的中国人正在被异族屠杀。

一个叫晓东的人这样描写战时的汉口：

有一次敌人利用汉奸的活动，致警报发出不久，敌机已经临空。

我空军人员驾机截杀不及，只得让敌机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天空任意投弹，结果炸毁房屋无数，死伤人民达一千以上……（《学生月刊》）

也许根本没有&ot;王斯善君&ot;这个人，尤其根本没有什么56000封应征信，但有没有并不重要，《新民报》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

《祝汉口陷落歌》如果不是&ot;王斯善君&ot;的作品，它就是《新民报》内部编辑的创作，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为《新民报》这种明显卖国的机构效劳?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民族的灾难而摇旗呐喊新民主义呢?这些人对所谓忠奸之辨是否有过内心的辩论?

台湾人刘捷的自传为这些时代的问题写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书名很长：《我的忏悔录‐‐一个历经日据时代，中日战争，台湾光复，反共戒严时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记》。

今年八十四岁的刘捷和多数日据时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历;日本留学，回台服务。

青年刘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湾新民报》的记者（也叫《新民报》，和北京的《新民报》却南辕北辙）。

与多数台湾青年不同的，刘捷在1937年来到北京。

《新民报》举办&ot;汉口陷落有奖征答&ot;的时候，他在北京工作。

做什么呢?

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进行电影和出版品的检查，用我们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思想警察，言论箝制。

他们需要一个精通日语和汉文的人，台湾青年刘捷正好胜任。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要问刘捷：你怎么会为日本人作控制中国人的事?

就法来说，刘捷根本不必理睬这样的问题;刘捷其时毕竟是所谓日本国民!可是，刘捷没有像赖和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民族情感了吗?这么一问，问题就复杂了。

青年刘捷是怎么变成日本人的&ot;思想警察&ot;呢?，首先，他碰见了一个日本宪兵准尉，此人&ot;为人忠厚对台湾人旧知有一份亲密的友情。

&ot;准尉推荐刘作这个工作。

第二个考虑：刘的朋友也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使刘的北京话更进步。

刘捷的感觉更单纯‐‐&ot;我离开台湾，经大连天津终于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职业……此年次女刘爱玲出生……。

&ot;

刘捷在沦陷后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虑以及接受工作的动机，却极端的缺乏政治。

他后来甚至变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长，和苏北特别行政区长官郝鹏举的贴身秘书，都是政治性相当&ot;严重&ot;的职位，刘捷的理由却极简单：因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这些工作，全属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鹏举在战后以汉奸罪名被枪毙。

如果刘捷不是台湾人，很难说他不会受到波及。

刘捷的忏悔录是个宝贵的资料，因为它很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命运。

刘捷没有&ot;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ot;，考虑政治方向的改变而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仍旧认为郝鹏举是&ot;中国军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ot;。

他也不曾对自己进行&ot;政治正确&ot;的检讨。

回顾波涛汹涌的一生，他只叹息&ot;我不是英雄豪杰，长期在现实社会的对立，相克，争斗，摩擦中挣扎&ot;。

那是个&ot;很显明又悲哀的时期时代&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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