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很长时间两人彼此欣赏，气味相投也就不足为怪了。

大明帝国开国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

了帝国将近两百年。

正统年间发生的&ldo;土木堡之变&rdo;，帝国皇帝被俘、南宫复辟和于谦被杀

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导致的。

兵锋直薄帝国首都的&ldo;庚戌之变&rdo;，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领

俺答导演的作品。

而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也与蒙古部族干系甚重。

到隆庆年间，由俺答率

领的剽悍的蒙古骑兵，已经使帝国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疲力竭。

另外一个历史因素也在时间中发酵后，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

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民

族情绪。

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

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

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

以是之故，

在大明帝国，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

进入到一种普遍的激情里。

这是为什么天顺皇帝复辟后，人们传说被冤杀的于谦于少保，

是岳飞岳少保转世化身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采用强

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

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

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

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

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

由此，在帝国官场已经形成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