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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们小镇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来了一张借书证，让我们在无聊的暑假里有事可做，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

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几乎都被称之为毒草。

外国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是毒草；中国的巴金、老舍、沈从文他们的作品是毒草；由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反目为敌，苏联时期的革命文学也成为了毒草。

大量的藏书被视为毒草销毁后，重新开放的图书馆里没有多少书籍，放在书架上的小说只有二十来种，都是国产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文学。

我把这样的作品通让了一遍，《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和《矿山风云》，原因很简单，这两本小说的主角都是孩子。

这样的阅让在我后来的生活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没有读到情感，没有读到人物，就是故事好像也没有赞到，读到的只是用枯燥乏味的方式在讲述阶级斗争。

可是我竟然把每一部小说都认真让完了，这是因为我当时的生活比这些小说还要枯燥乏味。

中国有句成语叫饥不择食，我当时的阅读就是饥不择食。

只要是一部小说，只要后面还有句子，我就能一直读下去。

二〇〇二年秋天我在德国柏林的时候，遇到两位退休的汉学教授，说起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中国的大饥荒。

这对夫妻教授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北京大学留学，丈夫因为家里的急事先回国了，两个月以后他收到妻子的信，妻子在信里告诉他：不得了，中国学生把北京大学里的树叶吃光了。

就像饥饿的学生吃光了北京大学里的树叶那样，我的阅读吃光了我们小镇圆书馆里比树叶还要难吃的小说。

我记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十分敬业。

每次我和哥哥将读完的小说送还回去的时候，她都要仔细检査图书是否有所损坏，确定完好无损后，才会收进去，再借给我们其他的小说。

有一次她发现我们归还的图书封面上有一滴墨迹，她认为是我们损坏了图书，我们申辩这滴墨迹早就存在了。

她坚持认为是我们干的，她说每一本书归还回来的时候都认真检査了，这么明显的墨迹她不可能没有发现。

我们和她争吵起来，争吵在当时属于文斗。

我的哥哥是一名红卫兵，文斗对他来说不过瘾，武斗方显其红卫兵本色，他抓起书扔向她的脸，接着又扬手撺了她一记耳光。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小镇派出所，她坐在那里伤心地哭了很久，我哥哥若无其事地在派出所里走来走去。

派出所的所长一边好言好语安慰她，一边训斥我那自由散漫的哥哥，要他老实坐下，我哥哥坐了下来，很有派头地架起了二郎腿。

这位所长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曾经向他请教过如何打架，他当时打量着弱小的我，教了我一招，就是趁着对方没有防备之时，迅速抬脚去踢他的睾丸。

我问他：“要是对方是个女的？”

他严肃地说：“男人不能和女人打架。”

我哥哥的红卫兵武斗行为让我们失去了圆书馆的借书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我已经将圆书馆里所有的小说都让完了。

问题是暑假还没有结束，我阅读的兴趣已经起来了。

我渴望阅读，可是无书可读。

当时我们家中除了父母专业所用的十来册医学方面的书籍，只有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叫做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红宝书就是从《毛泽东选集》里摘出来的语录汇编。

我无精打采地翻动着它们，等待阅读的化学反应出现，可是翻动了很久，发现自己还是毫无阅读的兴趣。

我只好走出家门，如同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寻找食物一样，四处寻找起了书籍。

我身穿短裤背心，脚上是一双拖鞋，走在我们小镇炎炎夏日里发烫的街道上，见到一个认识的同龄男孩，就会叫住他：“喂，你们家有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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