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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见到他站在那里时，脖子后面就会感到冷风飕飕的，心想真是惊险。

多亏了我的剧本里的地主没有心理独白，多亏了我在他的剧本后面吹捧地主独白评语被他撕掉了。

要不在公判大会时，主席台上面也可能会给我留出一个陪斗的位置。

当时我们中学操场上每年都要开几次公判大会，公开宣判一个或者几个杀人犯强奸犯之类的人。

公判大会的时候，总是要找几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参加陪斗。

这些陪斗者胸前挂着大木牌，一字排开，站在同样挂着大木牌的犯人两旁。

犯人被五花大绑，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没有被绳子捆绑，这是陪斗和犯人的区别。

不是每一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都会参加每一次的陪斗，只有这位是例外，可能因为他是名流，只要有公判大会，他就会挂着大木牌，低头出现在操场的主席台上，而且他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总是站在最右边。

他是我们小镇的首席陪斗。

几年以后，当我正式开始写作小说时，我的父母十分担心我的命运。

文革时期的经历，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黑笔杆子。

潘卡吉?米什拉的眼睛十分明亮，他是一位智慧的聆听者。

他安静地微笑着，偶尔大笑的时候也是安静的。

我们就像是两个记忆的垂钓者，坐在时光之河畔，让往事来上钩。

话题来到了我最初的牙医工作和此后的小说写作上。

三十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这样的工作我干了五年，拔下的牙齿超过一万颗。

当时我二十出头，午休的时候常常站在医院临街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上一辈子？

我就是那时候决定写作小说的。

我站在窗前的时候，经常看到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那些人，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

我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

“你们为什么不工作？”

他回答说：“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工作。”

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工作。

在大街上游手好闲也是工作，我想如此美好的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会有。

当时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

我中学毕业以后，国家让我干起了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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