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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3页）

在这种情况下，日子当然难有崭新的过法。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所依据的是在山西、浙江两地的调查。

她的见解十分敏锐，遗憾的是实证功夫稍有欠缺。

假设她的调查不是在这两地的两三个村子，各百十户人家里，而是在散布在全国的上百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里完成，就更有说服力。

当然，这样的要求近似扳杠。

因为她用的是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第一手资料，面对面交谈，通过翻译都会遭人诟病。

人类学的前辈大师米德女士在萨摩亚实地调查多年，只因为听人转述，就遭人耍了。

考虑到这种情况，谈了百十户，谈得扎实，也就不错了。

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献里找出个说法，然后在调查里验证一番，而是自己来找说法，到调查里验证，这是非常好的。

其实她阐述的现象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

北京城里没有村落，但有过胡同、大杂院，有一些人员很少流动的单位。

在这些地方，隐私也不多，办个什么私事，也难说全是个人决策。

因为这类现象并不陌生，你看了这本书，不会怀疑村落文化的真实性。

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

实际上，要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

这真是至理名言。

据我所知，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

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

在村庄里，这种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

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

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

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

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

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

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

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是朴素的。

作为学者，她不是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那一种，也不是学富五车、旁征博引的那一种。

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这种明白会被人看成浅薄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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