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振心中之想，杜涤当然不知情。

见他一副神情肃穆的神态，还以为是单纯为民所累，内心顿时多了几分尊敬，遂于心不忍走进一步附耳轻声道：“王孙勿忧，虽说眼下田租、口税苛重了些，但好在阳周地处边塞，庶民黔首闲暇时，会和附近的羌人交易买卖，非战时日子倒也过的比王畿地区活泛些。”

闻此，赢振眉头紧蹙，凝目虎视面向杜涤，虽然他对秦史知之甚少，但“重农抑商”

这个口号似曾在他前世的历史课本上就喊得十分响亮，赢振读过的【货殖】一书时也有记述。

自商君公孙鞅变法之日起，便制定了以“上农除末”

为经济领域的根本方针。

“上农”

就是鼓励农耕、开荒等生产资料活动；

“除末”

乃是打击包括商品生产在内的商业以及其他所有与农业生产无关的活动。

另外，根据秦人“编户齐民”

的政策，所有从事货殖活动的商贾，都会被统一编入一个“市籍”

。

而后由各级官府对其严苛的商业管制，诸如规定贸易内容、规定贸易时间及地点、规定执收重税、规定不得身着华服，及打击走私等等。

其中最苛刻的一条，便是执收重税，要求从事货殖产业的商贾，除缴纳每年必要的口税和杂赋外，还额外要求增收商税，三者合并加起来的总额，大体相当于该户丰年总产的五分至四。

而正常一户“农籍”

应缴的赋税总和为丰产的五分之二。

由此，使得“市籍”

成为当时社会地位较低的户籍之一，仅比处罚过秦律的“徒”

籍强一点，往往在优先征发劳役之列。

更要命的是，“编户齐民”

的政策是承袭制，老子是“市籍”

，儿子自然也是“市籍”

，一代传一代绝不轻易给你出头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