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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1页）

其三，关于中国想控制越南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黎笋的谈话显示了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把中国部队入越帮助修筑公路等行动，都看作是要控制越南的阴谋或企图。

而事实上，中国派出支援部队是在执行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

1965年4月初，当越战升级的紧急关头，黎笋受胡志明委托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

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ldo;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rdo;；&ldo;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rdo;；&ldo;你们不请，我们不去。

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rdo;。

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这次会谈，中越两国签署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

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

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相应决议，宣告：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赶走美国侵略者。

[20]可见，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以越方提出要求为前提条件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中国领导人不要&ldo;过分热心&rdo;。

1966年4月，邓小平在与黎笋、阮维桢会谈时即曾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ldo;过分热心&rdo;了。

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

目前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

这种&ldo;过分热心&rdo;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

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任何这种企图。

邓小平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中国将立即撤走自己的军队。

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

[21]此后，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起开始撤出在越支援部队，至1970年7月止，自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先后入越的中国支援部队32万余人全部撤离越南回国。

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

这些人员也在完成使命后于1973年8月回国。

[22]

可以说，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对中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南的关系。

但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情绪。

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上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

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ldo;忍辱负重&rdo;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23]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的空白。

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另外，关于黎笋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影响问题；美国从中国方面得到可以进攻越南的消息，即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文章：《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等，[24]这里不再多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冷战宣告结束，美俄相继减少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一地区又出现了新的&ldo;力量真空&rdo;。

面对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积极争取重返印度支那，以期获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保持和加强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趋向，维护和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十分必要。

中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尽力修复1979年那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创伤，消除相互间的猜疑，避免越南再把中国作为填补真空的主要威胁。

不管怎样，中国和越南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毕竟曾经共同战斗过多年，因此，双方应当客观地重新审视以往两国关系的好坏、曲折及反复，以战略的高度和从大局出发，花大气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加大合作力度，巩固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发表这份文件，目的在于供同行学者研究利用；同时配发tønnesn博士《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一文节选（据作者提交2000年1月香港会议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1952-1979》译出），以利大家更好地了解西方学者对黎笋此篇谈话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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