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完全是意外。

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便信步走了进去。

也许，他是想顺便做一次调研。

当然，更可能是想听到歌功颂德。

农户叫赵光奇。

唐德宗问：怎么样？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赵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丰衣足食，为什么不幸福？

赵光奇说：因为政府不讲诚信。

说是地税和户税之外不取分文，其实额外收的比两税还多。

后来又说什么平价收购粮食，实际上是只拿粮食不给钱，还要我们运到老远，害得我们几乎破产。

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叹息，下令补偿赵光奇。

农民赵光奇确实光奇，皇帝唐德宗却其实不德。

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民众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从来就是画饼和空文。

德宗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补偿赵光奇一家，又有什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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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行两税法以后，帝国变得安定富庶，官员也变得阔绰起来，则是事实。

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所以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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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新阶级要有新文化。

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

传奇就是小说。

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比如创作《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诗人，元代戏曲《西厢记》前身《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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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

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

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ldo;同流合污&rdo;。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

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