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了，人类的一切失去了绝对的根据，哲学曾经为此而悲嚎。

小说的智慧却告诉我们：你何不自己来做上帝，用上帝的眼光看一看，相对性岂不比绝对性好玩得多?那么，从前那个独断的上帝岂不是人类的赝品，是猜错了上帝的趣味?小说教我们在失去绝对性之后爱好并且享受相对性。

七生活永远大于政治

对于诸如&ot;伤痕文学&ot;、&ot;改革文学&ot;、&ot;流亡文学&ot;之类的概念，我始终抱怀疑的态度。

我不相信可以按照任何政治标准来给文学分类，不管充当标准的是作品产生的政治时期、作者的政治身份还是题材的政治内涵。

我甚至怀疑这种按照政治标准归类的东西是否属于文学，因为真正的文学必定是艺术，而艺术在本质上是非政治的，是不可能从政治上加以界定的。

作家作为社会的一员，当然可以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活动。

但是，当他写作时，他就应当如海明威所说，像吉卜赛人，是一个同任何政治势力没有关系的局外人。

他诚然也可以描写政治，但他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这样做的。

小说不对任何一种政治作政治辩护或政治批判，它的批判永远是存在性质的。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被昆德拉称做&ot;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ot;，因为它把生活缩减为政治，在昆德拉看来，这种缩减本身正是专制精神。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论站在何种立场上把生活缩减为政治，都会导致取消文学的独立性，把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

把生活缩减为政治--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思想方式，其普遍的程度远超出人们自己的想像。

我们曾经有过&ot;突出政治&ot;的年代，那个年代似乎很遥远了，但许多人并未真正从那个年代里走出。

在这些人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的生活除了政治运动，剩下的便是一片空白。

苏联和东欧解体以后，那里的人们纷纷把在原体制下度过的岁月称做&ot;失去的四十年&ot;。

在我们这里，类似的论调早已不胫而走。

一个人倘若自己不对&ot;突出政治&ot;认同，他就一定会发现，在任何政治体制下，生活总有政治无法取代的内容。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表明，甚至苦役犯也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受刑。

凡是因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叫喊&ot;失去&ot;生活的人，他真正失去的是那种思考和体验生活的能力，我们可以断定，即使政治制度改变，他也不能重获他注定要失去的生活。

我们有权要求一个作家在任何政治环境中始终拥有上述那种看生活的能力，因为这正是他有资格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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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智慧（6）

周国平

彼得堡恢复原名时，一个左派女人兴高采烈地大叫：&ot;不再有列宁格勒了!&ot;这叫声传到了昆德拉耳中，激起了他的深深厌恶。

我很能理解这种厌恶之情。

我进大学时，正值中苏论战，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们聚集在高音喇叭下倾听反修社论，为每一句铿锵有力的战斗言辞鼓掌喝彩。

当时我就想，如果中苏的角色互换，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反教条主义社论，这些人同样也会鼓掌喝彩。

事实上，往往是同样的人们先则热烈祝福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继而又为这个卖国贼的横死大声欢呼。

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人，多半是当年&ot;誓死捍卫&ot;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