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南诏的历史，显然有来源不同的两种史料。

第一种是汉文史料，现存者有樊绰《蛮书》、《新唐书&iddot;南蛮传》；已佚者有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卢携《云南事状》，此外还有韦皋《西南夷事状》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

《新唐书&iddot;南蛮传》即综合诸家之书而成，而司马光《资治通鉴&iddot;考异》也间引诸家之说，加上《太平御览》所引，袁滋、韦齐休诸人之作，可以窥见大概。

1第二种是从当地人民，特别是所谓白文，翻译出来的史料。

如传为出自宋人张道宗的《记古滇说》，元李京《云南志略》，明杨慎《滇记》，蒋彬《南诏源流纪要》，阮元声《南诏野史》，都可归入这一个类型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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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史料可以杨慎《滇记》为代表。

杨慎在《滇记》的后面说到他的史料来源：

第58节：四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2）

&ot;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

问其籍于旧家，有《白古通》、《元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

其可载者盖尽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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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滇记》乃是杨慎根据僰文《白古通》、《元峰年运志》为之转写而成的。

杨慎根据僰文写的有关西南民族历史的书，除《滇记》而外，尚有多至八百余卷的《西南列国志》。

清陈鼎《滇游记》提到杨慎译《白古通》《元峰年运志》的事，他在所著《蛇谱》里又提到杨慎的《西南列国志》：

越裳氏国有蛇群处穴中，每至春日融和，风光澹荡则出。

聚鸣草莽中。

或作丝竹声，或作金石声，或为擂鼓鸣锣声，或为喇叭长号作天鹅声；箫管瑟琶，百乐毕备，故曰百乐蛇。

国人闻其声大喜，多置酒相贺，谓其年必丰，人无疾厄，盖瑞蛇也。

好事者则携樽往听，直作一部鼓吹矣。

然蛇畏人，闻人声辄避去，皆默饮不敢哗。

杨升庵先生流寓滇中数十年，通彝语，识僰文，乃译黑新逵《西南列国志》八百余卷，载蛇状甚详。

予在大理浪穹何氏见其抄本，惜匆匆北还，不能尽录其书入中原以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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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所译的《西南列国志》以及他写《滇记》所根据的《白古通》《元峰年运志》的僰文原本，现在都失传了。

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里引了几条《白古通》。

杨慎是明朝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同时也以捏造古书著称于世。

因此以前我们对于《白古通》、《元峰年运志》、《西南列国志》之究竟有无其书，颇为怀疑。

一九四二年前后，石钟先生访古大理，在喜洲附近发见许多明代古墓，墓前有碑，有些立于明初，比杨慎的时代为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