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孤独，多么渴望女性的芬芳降临我的生活。

两个月后，我就寄出了一封后果重大的信。

上大学时，一个聪明的同学曾经嘲笑我梦想纯洁的爱情，对我说：什么是爱情?这与公狗和母狗之间发生的是一回事。

我喜欢这个同学，但反感他说的这句话。

现在我不会否认，他所说的驱使公狗寻找母狗的动机在我身上也起了作用。

在那个年代，未婚性关系被视为严重错误，必定招致处分和羞辱，一个年轻人倘若不想毁掉自己的前途，结婚是解决性的需要的唯一途径。

不过，我更忍受不了的是寂寞。

当我看清自己将长期乃至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深山小县，并且确信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找到知心伴侣之后，我就认为继续保留那一份珍贵的权利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决定不再等待。

可供选择的对象极为有限，却是现成的。

两年前离开北京的那个夜晚，在北京车站，三个女中学生来为我的两个同学送行。

不久后，她们自愿去了西藏，想在那里插队，因为政策不允许，被安排到了一个地质队工作。

在洞庭湖农场期间，那两个同学一直与她们通信，她们在信中向我问好。

我被她们奔赴西藏的勇气所感动，写了一首诗，让那两个同学寄去。

三女生中的一人直接给我来信了，我们之间开始了通信。

在通信中，她的感情时有明显的表露。

匆匆见过一面，我已经不能清晰地回忆起她的面貌了，只记得是高个儿，人还算漂亮。

她的信给我的感觉是，革命热情很高，思想简单。

她显然不是一个能够拨动我的心弦的人。

但是，现在，我决定试探一下发展关系的可能性。

我对她爱我是有把握的，所以实际上是要试探一下我能否爱她。

1970年底，我给她发了一封信，向她开了绿灯。

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ldo;她不一定理解我，但她愿意理解我，这就够了。

&rdo;答复是预料中的，她回信告诉我，在见我的第一面就对我有&ldo;莫名其妙的好感&rdo;。

她还说，她觉得自己远不如我，常想我，又常克制自己，简直不知该怎么办。

我被她的热忱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不朝前走，便约定春节在北京见面。

春节期间，我和敏子在北京见了面，然后又跟随她去山西她的父母家，共相处了十来天。

我的印象是矛盾的。

她性格外向，开朗健谈，但缺乏含蓄。

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她不停地说话，而我的沉默少言也使她很不习惯。

我企望一种心领神会的境界，一种直觉的沟通，这是我和她在一起时感觉不到的。

当她神采飞扬地说话时，她的脸显得生动而漂亮，可是，在另一些时候，尤其当她生气时，就显得憔悴而不美了。

虽然她比我小两岁，但长相明显比我老，引不起我的温柔之情。

最使我反感的是，她常以多少有些赞成的口吻转述她的家庭和亲戚对我的指责，诸如不懂礼节、空手来访、嘴不甜、没有眼力见之类。

眼力见是北京方言，这个词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大约指一种在别人家里敏捷地帮助做家务的能力。

我从来是一个书生，压根儿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类指责，人还必须具备这类品质。

在她家住的那几天里，我只感到自己走错了地方。

在这次见面之后，整整两年我们没有再见面，仅靠通信维持着联系。

在两年中，我对这件婚事始终处在动摇和反复之中。

每次我一动摇，敏子都反应激烈，在信中表达了气愤和悲伤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