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儿两岁时，妈妈给她读童话故事，她盯着妈妈手中的那本书诧异地问：&ldo;这里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呢?&rdo;现在，五岁的她已经认许多字，妈妈仍然给她读童话故事，读完以后，她会自己捧着那本书仔细辨认上面的字，把妈妈刚才读的故事找出来。

我在一旁看着她专心的样子，心中想，我小时候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一个人在识字以后，就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书籍。

至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个书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感到既好奇又崇敬。

每一本书，不管是否看得懂，都使我神往，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

些有趣的或重要的东西，等待我去把它们找出来。

小学六年级时，我家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离上海图书馆很近。

馆里有露天阅览室，许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我鼓起勇气也朝里走，却被挡驾了。

按照规定，身高必须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资格进这个阅览室，而我还差得远呢。

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听说凭这个证件就可以进到馆内，我喜出望外。

在整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坐在那个露天阅览室里看书。

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读懂。

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

这一经验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名著。

直到上高中时，我仍觉得外国小说难读，记不住人名，看不明白情节。

对外国电影也是如此。

每个周末，上海中学礼堂里放映两场电影，一场免费，一场收一角钱门票。

所放映的多为国外影片，我实在太土，有时竟因为看不懂而睡着了。

不过，我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

第一次买书是在刚上小学时，我多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连环画，在积了一点儿零钱后，到一个小摊上选了一本《纪昌学箭》。

选这本书，是因为我的零钱刚好够，而我又读过，被纪昌苦练本领的毅力所感动。

买到手后，我心中喜悦了好些天。

初中三年级时，我家搬到江宁路，从家到学校乘电车有五站地，只花四分钱，走路要用一小时。

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四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

路途的一长段是繁华的南京西路，放学回来正值最热闹的时候，两旁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要说那些精美的糕点对我毫无诱惑是假的，但我心里惦记着这一段路上的两家旧书店，便以目不旁视的气概勇往直前。

这两家旧书店是物质诱惑的海洋中的两座精神灯塔，我每次路过必进，如果口袋里的钱够，就买一本我看中的书。

当然，经常的情形是看中了某一本书，但钱不够，于是我不得不天天去看那本书是否还在，直到攒够了钱把它买下才松一口气。

读高中时，我住校，从家里到学校要乘郊区车，往返票价五角。

我每两周回家一次，父亲每月给我两元钱，一元乘车，一元零用。

这使我在买书时仿佛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总是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

那时已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商店一片萧条，橱窗里少得可怜的糖果点心标着吓人的价格。

我纳闷的是，怎么还会有人买，同样的钱可以买多少书啊。

周末的日子，我在家里呆不住，就去南京西路上离我家近的那一家旧书店逗留。

我的大弟弟对我的好学怀着景仰之心，他经常悄悄尾随我，在书店门口守候我出来。

进大学后，我仍为了买书而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

家里每月给我汇五元零用钱，不用说都是花在旧书店里了。

有一段时间，我还每天退掉一餐的菜票，用开水送窝窝头，省下钱来买书。

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我积了二百多本书，在文革中它们已失散于一旦。

当我回忆起上海中学的时候，我总是看见一个瘦小的学生坐在阅览室里看书，墙上贴着高尔基的一句语录：&ldo;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rdo;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无法弄清，这句话是真的贴在那里，还是我从别处读到，在记忆中把它嫁接到了上海中学阅览室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