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党政权的真实嘴脸：顺者昌，逆者亡，哪怕国难当又也决不忘记提防和消灭异己。

这话实际上告诉他戴雨农的喽罗们是要给他找麻烦的，他拒绝离开s市本身，已激怒了蒋中央的党政权，就像以往多次激怒他们一样。

所谓杀身之祸，他已经历了两次，一次是民国十四年秋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署最高顾问，为孙传芳筹划军款时，家门u人扔了炸弹，没炸死他却炸伤了一个门房。

事后有人说，炸弹是奉系的亡命之徒扔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人干的。

第二次是北伐胜利之后，他被国民政府作为&ot;封建余孽&ot;通缉，在租界里被绑架逃跑时胳膊上吃了一枪。

第二次确凿是党政权干的，他清楚，当时租界里的中外报纸也披露过。

这一回，他留在s市不走，戴雨农的喽罗们是必定要下手的，就是和日本人没任何联系，不和日本人合作，他们还是要下手，问题只是迟一天或早一无罢了。

他不怕，自觉着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挑起中日战端的，是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与他这个&ot;封建余孽&ot;毫无关系。

他留在s市，不是为帮助日本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资本产业，和s市工商界的和平稳定。

这种时候，他以既不属于国民政府，叉不属于日本人的第三者身份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又揣摸，姓曹的是否觉察了自己和日本人的暗中来往?是否自己的言行不慎已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细想想，又觉着不像如被那帮家伙抓住把柄，只怕今晚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不动手杀他，电得把他强行绑走。

吃过晚饭，家里繁忙起来，电话铃不停地响，一忽儿一个消息。

第一个电话足总商会干事长也是他女婿李建仁打来的，说是六路日军全部进入市区，城北区一片大火，日军沿途抢劫，滥杀无辜，日军指挥官非但不加制止，反有怂恿之意，连一些挂上阿本旗的建筑也不放过，女婿盼他速与日本特务机关长西村津太郎少将的代表联系，敦请西村少将尽快派宪兵制止这些暴虐行径。

第二个电话是市警察局袁柏村打来的，听声音像很惊慌，袁柏村一再问：日本人是否讲信用?自己留在副局长的职位上迎接日本几日本人会不会把他抓起来杀掉?袁柏村说，为防万一，他已逃进租界，并买好了次日赴港岛的船票。

第三个电话是市教育局庶务科长孙思文打来的。

孙思文问他，是否见到了日方代表?并透露说，日本特务机关长西村津

太郎已着手筹组特别市新政府，想作为头号人物启用的，可能不是他傅予之，而是圣安东大学教授苏宏贞。

孙思文向他大表忠心，声称，如苏宏贞出任市长，就决不台作，宁可到街头摆瓜果摊。

在那沦陷的夜晚，他头脑格外清醒，对每个电话的回复都是恰如其分的。

先劝女婿李建仁不要焦躁，更不要在这种时候和日本人对抗，为防意外，他要李建仁先回租界来。

对市警察局局长袁柏村，他信暂旦旦地保证，留在s市不但生命有保障日后还有大干一番事业的机会。

他明确要求袁柏村退掉船票。

而对孙思文却说，自己原没准备出任什么市长，甘本人也未许诺过要他做市长。

因而，苏教授如能出首收拾局面，实在是极好的事，自己乐于全力相助，电希望致力于中国和平的各界朋友和同仁，鼎力助之。

这是真一口、话。

他傅予之真不想在这时候出任市长。

他留下来维持局面，是迫不得已的事，根本没想过要升官发财。

他六十八岁了，早已过了野心勃勃的年龄。

他要做的仪仅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保护这座国际性城市。

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苏宏贞出面组织市政府也许比他要合适，此人是著名学者，早年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过政治经济，和日本政界、军界、商界许多要人都熟悉，办起事来自会比他更顺手，况且，苏教授年轻，只四十七八岁，正是一展身手的时候。

第八章

苏宏贞大为惊讶，问他流言蜚语是从哪来的?他答道，不是流言蜚语，是较可靠的消息。

苏宏贞执意追问他才端出了孙恩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