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次，在我们向大皮济河进军的路上，他来到我跟前，异乎寻常地在沉思，久久地心不在焉地看着我。

我忍不住问道：

&ldo;你找我有什么事，帕维尔？&rdo;

他终于开口了，讲了自己的忧虑。

事情是这样的；革命前，他随全家从彼得格勒迁到距现在的部队驻地仅30公里的坎巴尔卡的工厂。

那年3月份，红军撤走时，他的家就留在那里了。

杰尼索夫一直忧虑着家庭的命运，一直为18岁的儿子担心，但未经允许不能离开团队。

去师政治部找还不熟悉的首长提这种个人的私事，他又难以启齿。

于是，他征求我的意见：

&ldo;怎样处理好呢？&rdo;

党性不允许他擅自决定这种事情，尽管他比我大许多。

我当即建议他带上3‐5个骑兵侦察员，立刻出发去坎巴尔卡。

政委高兴起来，说：

&ldo;我只需带一个传令兵就够了……&rdo;

送走政委后，我着手做自己的事情。

团队继续追击敌人。

一切都正常地进行，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着政委，担心着他的家庭的命运。

他终于回来了。

他那副样子很可怕。

面部消瘦，眼睛深陷，黝黑的面孔变成土黑色。

我一下猜到，他的家庭发生了不可挽救的事情。

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不，不能去问，不能去触及他那受伤的心。

终于，他自己说出了一切：

&ldo;儿子瓦西里……才18岁，在与白匪军作战时牺牲了……&rdo;

事情就这么普通，可他的话，字字句句都在我胸中引起剧痛，我为战友的不幸而悲痛。

我无法用语言安慰他，只感到在眼睛里，在眼皮底下，有类似砂子的什么东西刺痛着我。

但最后还是帕维尔&iddot;杰尼索夫‐‐我们的政委抑制住悲痛，并帮我恢复常态。

&ldo;你说说吧，你在想什么？&rdo;‐‐他这样问我，倒好像不是他、而是我遭受了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