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会说，你这都是拿你自己来猜测塞林格，你算哪根葱?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

有那么一块葱田，上面长了大葱，就是塞林格，也长了小葱，就是我。

我没长那么大，不能包饺子，是我的错。

可是你说我不是葱，就只能怪自己太不晓事，难道你是茄子，别人就都得是个茄子吗?

jd塞林格前几天死了。

生的孤独是吉光片羽，死的孤独却将永恒。

《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卖了3500万册，说了3500万次同样的话：人不叛逆枉少年。

我觉得这都能算是普世价值了。

真是无尾狗的心声。

我不算是塞林格的粉丝，将来在天堂的墙角遇见，也不会找他签名。

我们葱不喜欢互相联系。

可是我们知道，生活不仅是搏杀，生活还可以是在战栗中诉说着无望的美梦。

晚餐杀手

偶尔我会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进一顿中产阶级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后我就会第一万次地发现中国是个巴别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脚手架上。

大致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为人坦率，这常常就是小麻烦的根源。

比如有人会信口开河：&ldo;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民主素质。

&rdo;‐还别以为这种事不常见，以我的经验来看，十个手握鸽蛋大的权力或者家产超过可怜的20万美元的人里有九个会这么说‐我就会忍不住接口：&ldo;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呢?&rdo;然后我会一直说上两分钟，接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闯进瓷器店的大象。

我说完之后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继而陷入瞬间沉默，人们的表情在说：啊，他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呢?

我想的却是：真该死，他们是哪种人类，怎么会对严肃的事情没兴趣呢?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否则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精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

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

如今人们常常叹息说：&ldo;每个人都是座孤岛。

&rdo;这当然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约翰?邓恩的意思恰恰相反：&ldo;noanisanisland&rdo;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交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

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ldo;拉夫烈茨基尴尬&rdo;。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黑白不可。

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作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

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

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

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ldo;多余的人&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