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到了年末，奥运会的繁华已经散去，经济危机的阴影日重，人们好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遗忘了地震。

我蛮惊讶于人们对于经济危机到来的惊讶，照我看，这是一个曾有好多征兆的事情呀。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是有问题的。

我有兴趣向往日追寻，因此在历史中发现，在中国，人们的反应好像总是滞后于他们所在的世界。

在常识层面推测，人们为什么察觉不到世界的改变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睡了或者醉了，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因循度日、迟钝不敏。

这又让我想起了宋祁的一句词：因循不觉韶光换。

如何让人们不再因循不觉呢?我想那就是让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也是当我回想2008年时首先想到那些因真实而优秀的地震报道的原因。

倘若没有对真实的渴求，也没有对&ldo;异己&rdo;的宽容，我们就会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淹没，在因循不觉中渐近老境。

不能直呼此物之名

在《堂&iddot;吉诃德》的年代，西班牙人提起粗鄙或不雅之物就会感到抱歉，&ldo;这位忠实的侍从猛然一跳‐请原谅，我不能冒昧地直呼此物之名‐却跳到了犬类的遗留物上。

&rdo;如此大费周章，说的其实是桑丘踩到了狗屎。

同样，在谈起对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观感之前，我也要向诸君致歉。

我指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ldo;续集&rdo;，一本假装气呼呼的书，它越俎代庖地宣称本国的情绪正处于不甚满意和勃然大怒之间‐请原谅，我可不能既提起一个如此不得体、如此做作又如此狗屁倒灶的书名而不感到不雅。

书名就像人脸，什么趣味什么成色差不多一望即知。

一本叫《百年孤独》的书可能有点儿意思，叫《百年辉煌》则肯定味同嚼蜡。

北宋遗老写一本《东京梦华录》应该不赖，如果汴梁市政府介入进来，要求改叫《帝都建造之卓越成就》，那就肯定没法看了。

假如后世又有这么几个家伙，无德无才却贪求模仿之便利，攒出了一本书叫《西京梦华录》，我们就会说，无聊人作无聊事，不过随他们便吧。

假如他们利用这本仿作略赚了几笔快钱，于是几年之后卷土重来，又搞出了一本《西京梦遗录》，我们的反应就一定不同了‐其一，无聊也要有个限度，欺世盗名不能没完没了;其二，请问这几位到底是作家呢，还是痴汉呢?

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说不》大致相当于《西京梦华录》，都是模仿之作，前者的源头就是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的著作《日本可以说不》。

而如今这一本，我看就是《梦遗录》‐模仿到这么拙劣，除了需要无知之外，还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其实我一点儿都不为它的影响担忧，更不相信它真能为民族主义的虚火添上几把干柴。

为了公正地对待它，我特意在网上读了它的十几个章节‐它的质量是如此之低，以致无法让任何有判断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读者予以重视。

民族主义即便是极端民族主义，若不与国家权力结合，也只是社会思潮的一极而已，完全不必为之忧心忡忡。

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渊薮，可是探究其本质，民族主义只是结果，国家对大众意志的操纵才是罪恶的根源。

若能避免这操纵，我们就能避免人间十之八九的恶，这便是提纲挈领之法。

我想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本书背后表现出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越来越浓郁的惟成功是图的趋向。

有人批评说这本书是一本&ldo;左愤&rdo;之作，我以为失之简单。

我看这本书中既有极端左派的冥顽不灵，也有极端右翼的冥顽不灵，可是它既没有什么左派的理想也没有任何右派的理性。

它甚至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专门讨伐中国知识分子的&ldo;文艺腔&rdo;，且将之与中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对立起来，恕我直言，我的观感就是关公战秦琼‐村夫野老饮少则醉，在那儿胡吣呢。

我们该如何理解一些人写了这么一本在逻辑、事实、结构、语言上都毫无最基本的质量可言却使劲儿嚷嚷的书呢?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它身上寄托任何真正的抱负。

《南方周末》曾经发表过一篇特稿，讲一个&ldo;没有形状的&rdo;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进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进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