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容我说一句实话：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得到自由的。

需要再一次强调，这一自由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

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应该人手一份儿。

我的意思是，他们缺乏&ldo;不在乎&rdo;的能力。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分为各种莫名奇妙的类别，而不是&ldo;在乎&rdo;的和&ldo;不在乎&rdo;的两类。

你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人们正被划分为&ldo;左派&rdo;和&ldo;右派&rdo;，或者&ldo;70后&rdo;和&ldo;80后&rdo;。

我想好的分类法总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别的体系基础之上，比如天上的云朵，有的是层云，有的是积雨云，等等。

有一次在从北京飞往广州的路上，我看见无数的白色碎块蹲在天上，伸着舌头扮可爱，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就叫它们比熊犬云。

这不是一种好的分类法，但至少还照顾到了形状。

倘若有人罔故这些规则，看着天说，这是左边的云，这是右边的云，左边的更爱国，这人大约是脑壳坏掉了。

如果我有个孩子，我能给他的教益就是：别跟任何人一伙儿。

我是自由主义者中的一个，不过我不准备跟每个自由主义者都抱在一起。

无论什么事，我会自己琢磨，不劳别人帮忙。

倘若你是单独一个，你就不用怕那么多，也不用在乎那么多。

同样我也不准备跟我的同龄人为伍。

我也不懂什么叫美丽青春。

如果你的青春美丽得像只乌龟，那么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实迷途其未远

初三那年我随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

在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我发现有某个外国人把相机对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我的脑子中就必然会蹦出一个念头：这孙子想曝光我们的阴暗面!于是立刻充满敌意地把我的相机对准那个可怜的游客。

这种对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会迷惑不解地放弃拍摄。

那是冷战后期，美国总统还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欢的各种读物中，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基于最简单的斗争逻辑。

那会儿我既不知道什么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学，对本国历史可谓一无所知。

不过我却不仅自以为了解历史，还认为我的祖国很需要我的保护，而每个外国游客都可能居心叵测。

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国人只是想拍摄一些异国风情式的照片。

很久之后我出国时也很自然地这么做。

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尽管类似潮流的中坚力量总是年轻人。

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

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

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

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

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

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

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致不高，惟一的原因就是那儿的人都太话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