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西尔薇把车停在罗马广场的大汽车场里，我们上了一条平底船。

我和西尔薇把萨特安顿在大运河边上他的旅馆里，接着我们自己去卡瓦莱托旅馆安顿下来，它在圣马克广场后面，然后我们回头去会萨特。

我们给他一台收音机，这样，当早上万达睡在隔壁房间还没有过来时他可以听听音乐。

他带我们到费尼斯吃午饭，差点走错了路。

烈日当空，萨特的身体不耐暴晒，他戴了一顶草帽，但他很不喜欢。

&ldo;我戴着这帽子感到不好意思，&rdo;他后来在罗马对我说。

我们在圣马克广场喝了鸡尾酒，然后回到萨特的旅馆;那儿有一艘汽船送他去飞机场同万达会面。

他站在船上向我们招手，亲切地微笑着。

那微笑很少离开他的嘴角，它是这样亲切，几乎过于亲切，由于一种无法言说的原因，我为他担心;在我看来，他显得那样脆弱!

两天后，也就是8月3日，上午九点我在圣马克广场的一家咖啡店同他会面。

后来三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见面。

有时他比我先来这儿。

有两次由于他无法看清手表上的时间，清晨四点就起床穿衣。

后来发现天色还黑，才又重新躺下睡觉。

万达十分注意给他按时服药。

他和她经常散步，有时长达一小时。

他非常喜欢在威尼斯。

一天早晨，我同萨特告别。

西尔薇对威尼斯的每个角落都已烂熟于心，我不想勉为其难让她久留。

虽说萨特很高兴这几天早上的见面（&ldo;我会想念你，&rdo;他说），但是这毕竟对他有些不便。

我给万达留下了地址，动身去佛罗伦萨。

8月15日我抵达罗马，第二天下午我和西尔薇去佛米奇诺接萨特。

透过玻璃窗我们马上认出了萨特‐‐他的帽子、他的个子，特别是他走路的样子。

他一手提着个小旅行袋，另一手提着半导体收音机。

他来到我们住的那个旅馆房间的阳台上，非常高兴。

他身体很好，但还是有一点不对劲。

西尔薇把收音机放桌上。

&ldo;你不想把它拿回去吗?&rdo;他问。

&ldo;我为什么要拿回去呢?

这是给你的。

&ldo;&rdo;噢，我不需要它。

&ldo;但后来他一连几个小时听收音机里的音乐，并且说，如果没有这个收音机，他会很难过的。

后来的一些天，我早晨八点半左右起床，萨特已在阳台上了，他吃了早饭后，就漫不经心地望着周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