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

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

柏杨约我“商身后事”

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

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

刻意“做案”

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

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

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

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s等报，对国民

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

作用。

除此之外，实无他法。

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

，

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

“疾首蹙頞”

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

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

也可收“暴其恶”

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henewyorkti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

，也论到我

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

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

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

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

不要沉默抗

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