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

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

知道：

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

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

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

大家必

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

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

‘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

要……”

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

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

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

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

今不忘。

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

激越他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

看！”

毛的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

，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的

封锁。

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

名”

为例。

“不提李敖之名”

，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

、第二类是“不敢提

法”

、第三类是“不肯提法”

。

第一类“不愿提法”

像徐复观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