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殃及子孙”

，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面，参加斗臭我了，我真觉得意不能平。

回想十八年

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国民党法院为了开脱先生，竟推翻文明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

第一，一四三号解释例，说先生是发行人，所以无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结果如

何。

先生当然知道我绝非笨到妄想在此时此地法律上还我公道之人，先生当然知道我不过在

留下历史记录与时代罪证。

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网的与我结怨，以为子孙之余殃？

我真对先生之不智，为之呗息。

国民党的悲剧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总是高估

了自己，错估了敌人。

在大陆错估了共产党，所以到了台湾；在台湾又把我们看扁，所以好

像总把我们吃定。

其实如日中天的汉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马迁，而被司马迁遗臭万年；何况

是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当然国民党不怕历史、不怕异己，但对为子孙余殃，总有所怕。

陶百

川日日大声疾呼请种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却举家放洋以为趋避，其内心之明智与恐惧，

可知矣！

我今天做法律游戏，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征事大。

即我们这些国民党统

治下的受难者，决心有同第一代斗争后又同第二代斗争的准备，结怨相报固然令人不快，但

是只要国民党执迷不悟、欺人太甚，我们又有什么选择？遗憾的是，对我个人说来，我真的

“不愿与余先生结怨，因为余先生毕竟是国民党大员中最能欣赏我的人”

。

但事实演变，先

生人在江湖，竟前后四次，以不公正对我，甚至有甚于《联合报》，纵有；日交余情，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