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

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

不然。

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

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

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此在“考工记”

上，占了大便宜。

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

功的，玩牌时间很多。

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

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

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

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

后来施启扬退

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

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

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

“也跑去凑热闹”

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

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

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

议。

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

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

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

这年五月

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

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

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