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以为郭沫若大半在上海遇难了，没想到他又好端端地回到了武汉，而且正赶上第二次北伐。

鉴于奉军南下，步步进逼武胜关，武汉政府不得不先起兵北伐张作霖（1875‐1928），然后再回师东征蒋介石。

此次军事部署以唐生智（1889‐1970）和张发奎（1896‐1980）为主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郭沫若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与李一氓等人暂时留守武汉。

四月底送走了出征的十万大军，帝国主义者威胁性的挑衅便一天紧似一天，在武昌和汉口的江面上，时常陈列着四五十艘外国炮舰;同时四川的军阀又乘机东下，宜昌的夏斗寅和长沙的何键、许克祥相继叛变，因此武汉的局面一度岌岌可危。

沫若不断收到被蒋介石&ldo;清党&rdo;逼到这儿来的进步青年们寄来的信，他们本以为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国，怎么也不会想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已经难于稳住革命的局势了，连沫若也在想：早晓得武汉成了这种样子，真不该跑回来，留在上海即使做一匹文氓都比现在好得多。

失望象一张大网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自己，他常常望着黄鹤楼下的江水出神，心中每每生出&ldo;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rdo;的感慨。

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颇为气愤地说：

潮头现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线下了。

现在的所谓&ldo;领袖&rdo;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民众，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政治工作。

天天在喊铲除贪官污吏，我们的&ldo;领袖&rdo;们那一个不是新的贪官污吏?天天在喊铲除土豪劣绅，我们的&ldo;领袖&rdo;们那一个没有和土豪劣绅勾结?民众现在成了革命底仇敌了。

民众一提出要求，便说是甚么&ldo;幼稚&rdo;，甚么&ldo;过火&rdo;。

几位投机的所谓&ldo;领袖&rdo;，被一些旧军阀底残余挟持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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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信是写给黄慕兰的，后录入小说《骑士》中。

黄时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

第二次北伐的主要战场在河南，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打败了张作霖。

六月初旬，沫若往郑州慰劳前线将士。

在军人们企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民众换来光明前途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中，沫若是有所感动的，不过他心中总在嘀咕：先打河南是犯了战略性错误，应当乘南京政府尚未稳定之际，先挥师征讨蒋介石。

在军民联欢大会上，他发表了鼓动军心的讲话，与大家一起议决：通电请求国民政府肃清河南土匪及军阀余孽的同时，立即讨伐蒋介石。

六月中旬，北伐军班师武汉，沫若亦与一直在前线督战的邓演达同车回到武汉，两人一同住在汉口黄陂路的一幢房子里，对面的楼上架着机关枪在暗暗监视着总政治部主任。

沫若见演达深居简出，苦闷得沉默无言，心中自然有数，这是因为极度不满意武汉政府的现状，尤其对于汪精卫（1883‐1944）突然趋向反共更为愤慨，为此邓、汪两人曾发生过几次剧烈的争执：汪坚决主张反共，邓执意仍与共产党合作。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邓演达终于悄悄地离开武汉去莫斯科了。

不久，沫若从他的秘书手中接到一封他留下的信，写得十分沉痛。

沫若何尝不是跟他一样，郁积着满腔的悲愤。

回想起他出走之前，差不多整天都不下楼，清晨和黄昏时分，只听得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沉重的脚步声，沫若仿佛觉得一脚一脚都踩在自己的心窝里。

现在捧着战友洒满辛酸泪的手书，他重新思考了今后的道路：武汉政府将何去何从，一时尚难断定，如果它真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流合污，那么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他的心在痛苦地战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新闻，题名《郭沫若将膺新命》，云：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业已编制就绪，昨经政治委员会议决：任令郭沫若为该军副党代表云。

其实郭沫若还同时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该军总指挥是张发奎，由于他在第二次北伐中有功，因而得以升任此职。

七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在武昌旧督军公署参加张发奎就职典礼。

会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致训词，指手画脚，拿腔拿调，借题大骂共产党，脸上充满了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