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闽海关、福建税厘局解送的十五万两银和清廷颁发的各种赐物到达船政时，&ldo;各员匠感戴皇恩，欢声雷动&rdo;。

随后在欢天喜地中，雇佣的英、法洋员尽数按约离开船政，带着大笔奖金喜归故里。

阿思本舰队事件中那种洋人到达中国后，就凭借技术百般要挟、勒索，不肯离去的情况，在马尾没有重演，船政雇佣外国技术人员的计划获得善始善终。

关于建厂计划完成后，船政究竟应当为了节省经费而尽弃前功，停止造船，还是继续发展，争取日起有功的问题。

总理衙门商议的结果显得模棱两可，先是称船政&ldo;图始维艰，既费百万之帑项，复竭六七年之经营，现甫立有基址，中国匠徒且能放手自造，若尽弃前功，诚属可惜&rdo;，认为沈葆桢建议的继续发展方案，&ldo;系为中国力图自强之意&rdo;。

但之后又说&ldo;惟每岁造船之费尚有限制，而以后成船日多，养船修船之费，层迭加增，诚恐为数愈巨，势不能支&rdo;。

建议原则上支持继续造船，但是需要就经费问题由南北洋大臣会商解决后，才能做出决断，将资金问题这只大皮球踢给了地方督抚。

受悬而未决的资金问题制约，船政继续发展的方案就此搁置。

无论是清政府中枢，还是南北洋大臣，都没有再接续下文的。

船政建厂时设定的从闽海关提取的经费，只够维持船政的正常运行和拨发船政舰队所需的养船费用和薪粮开支，无力满足新造舰船所需。

自第十五号轮船&ldo;大雅&rdo;下水后，船政厂区就变得冷清了起来，一座座船台全部空置，满目的萧条景象。

这种停滞状态一直到1874年台湾事件爆发后，才出现了重要的转机。

当年8月25日，沈葆桢从海防等实际需求出发，再次上奏清廷。

这次没有再婉转地提出两项方案，要求二选其一，奏折直奔主题，请求批准船政继续建造军舰。

强调平息台湾事件，军舰已不够使用，而且&ldo;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

况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船之法，亦可由此肇端&rdo;。

清廷受寇氛日逼的形势触动，当即发上谕：&ldo;闽厂轮船，即照所请，准其续行兴造得力兵船，以资利用。

&rdo;（5）

外敌进犯的刺激给清政府打了一针激素，船政继续发展的大方向终于定局。

但是和当初制定的五年建厂计划不同，这次转型再启动时，既未对资金保障作多少安排，也没有对技术发展提出系统方案，显得仓促、草率。

不过，如果不是受到外敌的刺激，清政府可能连这样草率的决策也不会做出。

临急抱佛脚，这就是晚清政府在洋务事业决策上存在的一个典型通病。